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摇摆
2006年，藤原正彦的新书《国家的品格》出版，一时间，在日本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书。这是一本“日本人论”的书，主要观点是，日本本来具有成为有“品格”国家的条件：有美丽的田园，高尚的道德（指武士道精神），有敬畏神、佛、自然之心和重精神、轻物质之传统等，但是由于近代日本盲目模仿西方，强调理性，今日日本成了一个富有、理性但却没有品格的国家。
该书对日本近代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并提出了怎样才能使日本成为有“品格”的国家的建议。此书的读者不仅包括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有的职业政治家在议会讨论国家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时，也时常引用此书的观点作为与对手进行辩论的“理论武器”。这本书给泡沫经济崩溃后正在迷茫之中的日本人一付强心剂，被舆论称为能够给予所有日本人以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划时代的日本人论。
所谓“日本人论”，是指解答“日本人是什么”、“日本社会是什么”以及“日本文化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关于日本的整体性论考。这在日本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个时常流行的热门话题。
察看日本历史可知，每逢社会重要转折关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日本人是谁”的日本论盛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门对西方打开之初，出现了一批最早的日本人论著作，代表性的作品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内村·三的《代表的日本人》以及冈仓天心的《茶之本》等。这个时期的日本人论主要是向西方解释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点，旨在争取西方强国的承认，获得平等地位。昭和初期，日本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增，宣扬日本文化独特论、日本种族优越论的日本人论抬头，这些日本人论最终沦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帮凶。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后，日本百废待兴，日本人迷茫悲观，自信心下降到底谷，这时出现了一批否定性的日本人论。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人论著作是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的《菊花与刀》。这个时期的日本人论为日本比照美国实施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度成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日本人论也出现了高潮。这个时期的日本人论的主要特点是：对日本文化特性予以肯定，探讨日本现代化发展模式或称为日本成功奥秘、试图从文化传统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诸因素。这个时期产生的日本人论著作，数量大，内容庞杂，涉及领域广，产生了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土居健郎的《“甘”之构造》、滨口惠俊的《日本特性的再发现》等代表作。
根据统计材料，从1946年到1978年，日本人论仅专著就有698部之多。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此类论著已达2000篇部以上。这些所谓的日本人论，研究视角有人类学的，有心理学的，也有社会学的和文学的；有严肃的，也有很随意的；有否定性的，也有肯定性的。基本规律是：日本的形势好了，取得了成就，证明日本人是多么优秀的肯定性日本论就会出现；形势不好的时候，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不行的否定性日本人论就多一些。日本人论大体就是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摆来摆去。而且，一有日本人论的书出版，总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成为媒体的题材和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可以说日本人论的盛行已成为日本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的“菊花与刀”
对“我们是谁”这样的自我认同问题，人类总是怀有很大的好奇心，但是像日本人这样对此问题如此高度的关注，恐怕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因为我们好像并没有听说过类似的“美国人论”在美国、“俄罗斯人论”在俄罗斯盛行。为什么会是这样？笔者的看法是，日本人论的盛行主要产生于内外两种需要，一是世界对日本人认同的需要，一是日本人自我认同的需要。
首先，日本人论盛行是日本以外的世界对日本人定位的需要。我们知道日本是近代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人来说这自然很是稀罕。“日本人是谁？”这对西方世界来说一直是一个引起强烈好奇心的问题。于是西方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日本人是谁”的日本人论。
最著名的日本人论著作——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就是出于二战中的美国了解日本的需要。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令美国人困惑不解，美国政府召集了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一批学者研究日本人，《菊花与刀》就是本氏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这本书中有一段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话，广为引用，可能充分体现西方人对日本人的困惑：“日本人既是一个讲究菊花栽培艺术的爱美的民族，同时也是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民族：“菊花和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也不很顺从。”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日本人行为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和“怪异”。现在来看这些概括都是印象主义的，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
尽管如此，她的这本书无论对世界看待日本人，还是日本人看待自己，影响之深远，可以说超过所有关于日本人的著作。其实不仅对西方人，对中国人以及亚洲人来说，日本跃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也是很稀罕的。中国与日本是近邻，打了一千多年的交道，这个昔日的“学生”，近代突然在各方面都走到了我们的前头，并重重地伤害了我们一把，这使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可以说日本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谜。不管大家是什么观点，都有一种强烈的情感投注，表现出了解日本的强烈愿望。《菊花与刀》的中文版有好几个版本，且长销不衰。笔者就曾到听到过一位日本学者这样抱怨：真是遗憾，中国人到现在还是靠《菊花与刀》这本书来了解日本。当然，中国还有许多关于日本人的研究著作，但必须承认，都没有这本书的影响大。
其次，日本人论盛行也是日本人对自身定位的需要。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求解“我是谁”的问题。从文化上看，日本文化缺乏一个可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教和印度的印度教、佛教那样的主体意识形态。古代日本吸收中国的儒教和来自印度的佛教，近代以来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故日本文化具有“杂交”的特点，这是日本人自我认同问题产生的文化原因。明治维新后，日本快速“脱亚入欧”，与中国文化的“脐带”被剪断，依靠模仿和赶超，自上而下地实现了现代化。但作为非西方世界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日本自身对西方文化有一种“异己”感，“一身而兼二任”的日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困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只猴子跑到鹿群里，猴子自身也会诧异：“我是谁？”“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时间长了，甚至对自己究竟是猴还是鹿也产生了疑问。有时候，他们有强烈的自卑感，自感自己真的丑陋，行为古怪，但有时候他们又很自傲：自感有独特之处，比他人优秀。文化定位问题长期困扰着日本人的内心，回答“日本人是谁”的日本人论，恰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日本几乎所有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有关于“日本人是谁”的一套自己的解答。可以顺便列举几例：如和辻哲对日本人的概括是∶“丰富而外露、于变化中见沉静的感情”、“活泼敏感”、“易疲倦、无持久性”、“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这样的描述都不能说是严肃的学术结论，但这也同样能够引起日本人的高度关注。一有著名学者发表看法，很快会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外国一有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著作，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哪怕是明显的胡说八道，都会受马上翻译成日文，并受到日本人的追捧。这表明日本人对自身认同问题的敏感性。
日本人的“自我”体现观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日本人论”的盛行也与日本独特的地理和文化条件相关，这应该说是一种巧合。整体把握一个民族的特性，在学术上属于民族性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涉及的重要领域。概括一个民族的性格，在方法论上要求被概括的对象相对单一，不能太复杂，否则不容易把握，所以早期对民族性的研究主要限于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简单社会”。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日本很久以来与其他民族的真正交往较少，其文化具有相当高的同质性，这在世界史上的有文字民族中是十分罕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有文字社会中的简单社会”或无不当。这一特点使日本成为整体把握有文字民族特性的绝好案例。在“民族性”研究中，日本人可以说是研究最透彻的一个案例，二战后一些最好的有关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几乎都是在日本做的。从研究的角度看，说明“日本人是谁”，比说明“印度人是谁”、“中国人是谁”或“美国人是谁”更容易操作，因为研究后面这些问题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地理、民族、文化因素。
文化人类学中的心理学派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为解释日本人为何热衷于“日本人是谁”的问题提供了学理上的根据。这个学派对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的研究发现，日本人在自我认知上有其文化特点。不过，早期的这类研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大，过分注重幼年经验，大部分集中探讨日本人的儿童训练，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特点，因而负面的结论较多。例如，不少研究认为，日本人的人格显示出一种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特点。他们还概括出日本人的人格是“集体主义”的，西方人的人格是“个人主义”的；“日本人缺乏自我”等看法。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人是耻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等论述亦属这一类。现在看来，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怀疑的，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日本人有没有“自我”，关键看怎样定义“自我”。许多学者们使用的“自我”概念，是一种强调作为生物体基础的“个人”的 “自我”，这与西方的个人社会、个人主义文化密切相关，即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产物。日本不是个人社会，日本人的“自我”具有独特的形式，这种“自我”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清晰，它的界定主要不是取决于作为有机体基础的“个体”，而是取决于与他人的关系。这是一种自-他协调性的自我，或个体与群体融合的自我。这不是正常与怪异、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而是自我认知模式的文化差异问题。
日语中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明日本人自我认知上的这一特点。日语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省略主语，甚至可以不出现人称，讲话者与对方的关系、身份地位等完全可根据动词（特别是日语独特的授受动词）词尾的变化清楚地判断出来。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不是一个实体，它依据与他者的关系而变化。
个人与群体、“我”与“他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日本人自我认知上的这一特点意味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自我认知模式下，个人的行为具有更重视情境、更在意他者的评价等特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个体自我”的认知与“民族自我”的认知还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有高度的关联性。所谓古希腊学者“国家也是人”的论断，以及本尼迪克特的 “文化是大写的人格” 的论断等，都是对二者高度关联性的形象表达。一个文化中多数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会构成一种民族层面上的自我认知模式。日本人个人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与民族层面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之间是一种同构映射关系。对日本人自我认知模式的学术研究，提示了日本人论在日本盛行的独特的文化心理基础。
“不确定自我”的利弊得失
民族认同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日本人论在日本的盛行，也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
自我的不确定性常常伴随着安全感的缺乏，而这又常常产生焦虑。日本人论的盛行反映了日本人自我认同上的文化焦虑。日本古代参照中国定位自己，近代日本又参照西方国家，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这个转变使日本由原来处于中国系统的边缘，变为西欧系统的边缘。近些年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日本又提出了回归亚洲的口号，《国家的品格》的作者可以认为是“脱欧归亚”派。但也有的人（如政治家安倍、麻生等）强调与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可以说是老的“脱亚入欧”论的翻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有不少追随者。
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完全“归亚”，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会在某些时期参照“他国”或“他族”来定位自己并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这样对自己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现“定位困惑”的国家的确少见。处于边缘地位的日本害怕落在人后，害怕被抛弃而陷于孤立。日本既担心被西方国家抛弃，又担心成为“亚洲孤儿”。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对个体来说，自我的不确定性常使人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坏境的能力，因为一个人的“自我”内核越不明晰，越不坚硬，就越容易改变自己，接受新的东西。一个群体也是这样。由于群体自我的不确定性，会十分在乎别人的评价，怕落在别人后面，怕被别人讥笑，故常能激发超乎寻常的力量去改变自己，赶超别人。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极为敏感，有强烈的好奇心，日本人就像一部高度灵敏的雷达，时刻跟踪世界情势，并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极强的应变能力。这也是日本近代迅速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在日本外交上的表现就是缺乏主体性。现在日本在对美国和对亚洲的关系上外交天平的严重失衡，日本服从美国几乎达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日本的外交官们在外交上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说优先考虑的是不会使美国产生不满，几乎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获得美国的认同上。甚至有的日本人讥讽：日本成了美国的第51个州！其实，历史上，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以达到战略目的，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并非强大的国家，则显示出某种优越感，甚至可以轻视或无视他们的感受。例如，日本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面前，呈现出的是另一个“自我”。日本的这种表现常常使得我们感到困惑，但是从日本人民族自我认同来看，无论是呈现在美国（西方）面前的带有劣等感的自我，还是呈现在亚洲国家面前的带有优越感的自我，都是由于民族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往昔的同盟已经失去意义的今天，日本与美国的结盟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而与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中、韩、朝）的关系却变得更差了。因为，往昔意识形态“阵营”已不存在，更需要各国主体独立而直接地处理国际事务，而这对缺乏主体性对外交往的日本来说，世界变得更为充满变数，更为严峻，因而更惧怕被强大的美国所抛弃。而它越这样做，就越趋于疏远它的亚洲邻国，在亚洲就越孤立。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他的一本名为《我们是谁？》的书中提出了美国人的民族认同问题，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国家内部的民族多元化和“全球认同”在慢慢取代传统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国家认同正陷入一场危机。可见，“我们是谁”的问题不单是日本人面临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独特性，所以“日本人是谁”仍将是今后日本人最热衷讨论的问题之一。
（本文由尚会鹏教授专为本刊写作，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太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