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在比较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最时髦的时候，他因为拒绝误导自己和他人，使他从一个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变成了默默无闻的环境经济学者。
魏茨曼的学术贡献非常深刻，非常广泛。学术界公认环境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学者是魏茨曼。毫不夸张地说，魏茨曼是公认的奠定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人。因为在魏茨曼进入环境经济学之前，这个领域里基本没有经济学的理论。《纽约时报》的讣告文章暗示，魏茨曼的自杀是因为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给他，而只给了他的合作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斯人已逝，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魏茨曼辞世的真正原因。就我对魏茨曼的了解，我不相信完全是这个因素。不真正认识魏茨曼的人，是不会真正理解他的。
去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此殊荣。但是很多经济学界的同事们感到诺奖委员会的这个安排与人们的共识差别很大，难以理解。在环境经济学领域，魏茨曼和诺德豪斯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辩论的关系。诺德豪斯自己披露，在得知自己独自因环境经济学获诺奖时，大吃一惊说，“为什么是我自己？”与此相似，罗默在内生增长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但学界普遍期待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应该因内生增长理论与罗默共获诺奖。
对于魏茨曼在环境经济学的成就，人们公认的是，他做的工作是人们不知道的。相比之下，诺德豪斯做的工作多是在人们知道的框架内的。这是他们工作的最大的差别。具体说，对于环境问题，诺德豪斯做的是比较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而魏茨曼讨论的重点是，环境问题可能引发的，人类未知的大灾难。其后果远远超出我们知道的成本效益分析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也是成本效益分析无法应对的。魏茨曼所讨论的大灾难，人类尚未经历过，科学上也尚乏认识，不知道这个灾难的具体内容。但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如果灾难带来的后果是全面毁灭，问题的性质，以及分析的方法，就都进入了经济学的未知领域。
灾难经济学是魏茨曼创造的一个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其内容是高度数学化的，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外行看了会觉得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肯定是影响大灾难理论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灾难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来自其面对的是高度的未知因素，同时又要建立帮助人们做决策的分析工具。
实际上，早在90年代，魏茨曼就研究了如何准备应对可能的，未知的大灾难。他1988年发表的论文《诺亚方舟问题》（The Noah's Ark Problem），借助圣经里面的诺亚方舟在大洪水灾难中拯救人类万物的故事，以理论方式讨论在大灾难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世界，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使得人类可以在灾难之后仍然有可能复制灾难之前的世界。魏茨曼还另有论文专门讨论了多样性，提出来怎么认识多样性的理论。因为只有在认识了多样性之后，才能实际讨论怎样具体保护多样性的措施。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我过去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发布了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受到全球政界的高度关注。之后的巴黎气候协议等等，背后都是受这份报告的影响。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以外，所有的政治家都接受这份报告的内容。这份报告更多反映的是诺德豪斯的分析，而忽略了讨论因气候带来的大灾难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于是魏茨曼撰写了《对斯特恩报告的评论》（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指出这份报告在忽略大灾难方面的严重不足。斯特恩多次表示，相信魏茨曼一定会获得诺奖。
比较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学理论
在魏茨曼进入环境经济学之前，他曾经是比较经济学领域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尤其是他的理论工作和关于苏联制度的研究。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是1974年发表的“价格与数量”（ Prices vs. Quantities）。这是经济学里经典的基本理论，影响远超出比较经济学领域。这个理论在经济学里开辟了新的方向，在经济学各个领域有大量的跟随工作。后期他关于大灾难的讨论等等，从方法论上，和这篇论文有关。
“价格与数量”讨论的是市场和计划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市场上，核心机制是价格，一切最终都是靠价格来决定的。而在任何的计划制度里，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企业内部的计划，其关键机制是数量。在经济学里，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辩论始于三十年代末。奥斯卡•兰格和哈耶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辩论，集中在由产权制度导致的不同激励机制。魏茨曼的理论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他从理论上证明，即便完全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也仍然存在市场与计划两种机制之间的基本权衡问题。当技术更灵活（例如要素之间更容易互相替代），人的偏好更灵活（例如乐于在不同产品之间选择，允许互相替代）的时候，价格机制导致最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技术僵化（例如不允许要素之间的替代），人的偏好死板（不同选项之间不可替代）的情况下，定量机制更好。技术僵硬、人的偏好死板对应的实际的例子包括大灾难或者战争。实际上，市场经济的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都实行了定量控制的配给制。
其道理很直观。战争或灾难破坏了要素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成为问题时，人的偏好集中在生存上，变得死板。在这类时期，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全体人民能维持基本生活；不管富人和穷人，保持所有的人能工作，能有战斗力。在因战争或灾难导致资源紧缺，急需救人救难的情况下，局部或暂时用配给制取代市场制，用定量取代市场定价是实际经常发生的。除产权制度的原因之外，还有这一层的原因，这个发现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个理论帮助理解大量市场经济中观察到的计划和定量的现象。例如，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保罗.米格罗姆（Paul Milgrom）应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中的救护车服务不采用市场机制，而采用救护中心统一调配的计划机制。
直到魏茨曼去世不久前，他本人以及经济学界还在继续应用和发展这个理论。包括面对大灾难威胁时的社会的治理结构。
技术僵化的原因不一定是外生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采用技术的灵活性。如果劳动力贵，就用资本去代替劳动力，如果资本贵就用劳动力来代替资本，这两个可以互相替换。但是在苏联，魏茨曼发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换很困难。他1970年发表的“苏联战后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替代”（Soviet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Labor Substitution），发现苏联制度下的技术非常僵化，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很难互相替换，严重制约其经济增长。这篇文章的工作是在60年代后期做的。而那时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苏联的经济会遇到严重的问题。比如萨缪尔森（魏茨曼在MIT的老师）的教科书预言苏联的经济将超越美国。这是最早的通过严谨的经济学分析看到苏联制度存在问题的重要成果。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发表的唯一的实证研究的论文，影响巨大，很多学者跟随魏茨曼的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激励机制理论方面的研究获得过多次诺贝尔经济奖。但实际上，激励机制问题表现最严重最突出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是在苏联。在分析社会主义国有制带来的激励机制问题方面问题，魏茨曼是理论的开创人。他是第一个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严格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激励机制问题。在我们九十年代的私人谈话中，他曾经不止一次提起过：“咱们是最早分析激励机制问题的。”他的“咱们”指的是比较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包括科尔奈，当然不包括当时非常年轻的我。
魏茨曼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集中在苏联的激励机制问题上，尤其是苏联研究与开发的激励机制。当时，苏联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为什么不见效果？为什么苏联的技术在宏观上表现的如此死板？1976年，魏茨曼发表的“新苏联激励模式”（The New Soviet Incentive Model），从理论上分析苏联改革中激励机制的问题。这篇文章分析70年代初苏联大举推动经济改革时的核心问题。当时苏联已经意识到激励机制是严重影响经济继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试图在不改变国有制、不改变计划经济的基础上, 设计新的激励机制。但在实际中遇到严重困难，根本解决不了激励机制问题。
其中最难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之一，是所谓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棘轮是一种机械上的机制，轮子只能朝一个方向转，不能倒转。在苏联官僚机构，每年上级要定量考核下级，并且与前一年的业绩对比，决定奖惩。考核业绩和奖惩挂钩，短期看好像能帮助改进业绩。但是这个机制会产生长期的问题。年复一年地考核之后，人们发现，如果今天工作特别努力，明天要比今天更加努力，后天还要更加努力。在这个机制下，今天的努力会把自己的未来给葬送了。于是，为了保护将来发展的余地，人们从今天起就不再努力工作。这是国有制下普遍存在的致命的激励机制问题，直接影响到苏联的研究与开发，影响其长期发展。1980年，魏茨曼发表的“‘棘轮原理’和绩效激励”（The ‘Rachet Principle’ and Performance Incentives.），是第一个在理论上透彻分析这个问题的论文。在许多重要的跟随的研究工作中，包括诺奖得主梯若尔（Jean Tirole）的工作。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是与环境经济学密不可分的领域。魏茨曼在增长理论方面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作为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第一个因增长理论获得诺奖的学者）的学生，这可能不令人吃惊。首先，所有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有的隐含假设是，只要投入研发，科学和技术就能进步。但是如果技术进步本身有极限，这个假设站不住，整个理论就垮了。不少人担心,如果科学上可以发现的大都已经发现了（比如物理学至今还没有超出爱因斯坦的理论框架），科学的进步越来越慢，科学技术带来的增长就会失去动力。
针对这个疑问，魏茨曼1998年发表了“排列组合的增长理论”（Recombinant Growth），论证科技发展会放慢或停止的担心是杞人忧天。他的理论的起点是，任何一个新想法新理论新技术产生以后，都会跟现有的各种技术形成各种排列组合。因为已有的技术已经花样很多，排列组合之后产生的新技术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由此证明，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讲，科学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无限多的，多到实际上绝大多数不可能执行。即最终限制的是其他的约束条件，而不需要担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停止。与此紧密相关，魏茨曼1979年发表的“优化搜索的最佳替代方案”（Optimal Search for the Best Alternative），讨论投资研发新技术的高度复杂动态的、不确定性的决策过程。对于研究与开发如何影响科学技术，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贡献。
魏茨曼在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度量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自从库兹涅兹发明的GDP概念（库氏为此获诺奖）被广泛接受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天经地义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但是魏茨曼在若干论文和著作中指出，在许多条件下，GDP增长不等同于收入增长，更不等同于财富增长。更不用说长期的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他不仅指出其中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设计了其他更好的度量方法。
令人肃然起敬的孤独的学者
90年代初转轨经济学是经济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经济学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纷纷加入。在全世界瞩目的转轨国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苏联制度的崩溃。魏茨曼是西方经济学界研究苏联影响力最大的理论经济学家。但偏偏在这个领域变得最时髦的时候，他却觉得离开了自己最出名的而且最熟悉的领域，转而进入了当时不仅相当冷僻，而且实际上基本上没有理论的环境经济学。理解这其中的缘由，令人对他肃然起敬。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理论经济学家，魏茨曼追求对问题的彻底认识。当时的转轨经济学非常热门、非常时髦。但是他认为这个领域更像是一个战场。他说，战场上硝烟弥漫，一团混乱，看上去非常热闹，但实际上人们看不清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他对我说：“当一个领域中的现象是硝烟弥漫看不清楚的时候，这个领域就不适合做理论研究的对象。要等到这个领域冷静下来，事实澄清之后，才适合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去深入。”在许多年里，魏茨曼从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地跟我表达过这个基本想法。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这深刻地反映了他是怎样严谨的学者，怎样诚实的为人。在比较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最时髦的时候，他因为拒绝误导自己，拒绝误导他人，决定离开这个领域，使他从一个非常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一时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环境经济学者。
魏茨曼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很强的尊严感。虽然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工作是不是认可，但是最大的认可是他自己，是通过他自己的标准。20多年前，我和魏茨曼的私人谈话曾多次涉及到相关话题，包括研究领域，包括他人对我们工作的评价等等。作为学者，我们做的研究工作和别人对我们工作的承认，是不是有关系？当然，所有人都关心自己做的工作是否得到别人的认可或欣赏。他说：“咱们俩有点像，咱们做的工作都不是在一个标准的框框（standard box，指的是狭窄界定的研究领域）里面。”他说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是真正重要的突破和想法往往是跨越了框框的限制产生出来的。
他还说，我讨厌被别人评价。因为多数别人的评价都是在框框里的。幸亏获得终身教职后，就再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如何评价了。对于资深的著名学者们，魏茨曼认为，有的人获得了终身教职的正教授之后，就不再做研究工作了，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尊严的事儿，甚至违反了合同。犹太人很在意合同这个基本概念。在圣经里上帝跟犹太人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自幼，合同的观念就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头脑中。从披露出来的魏茨曼遗言的某些段落可以看到，魏茨曼感到自己的创造性比起过去出现了下降，他对自己的创造力和分析能力的下降感到非常不满意。
过去30年的友谊，让我理解这会是他内心最挣扎的地方。如果去年的诺贝尔委员会不犯错，假定去年魏茨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会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跟他一起工作。魏茨曼是非常有创造性想法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数学上的能力会有所下降。数学上的能力往往更依赖年轻人。如果魏茨曼得到诺奖的肯定，他面对的困难应该是可以化解的，而且他的才能可以更容易地传递到年轻人手里的。但是很不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魏茨曼是一个孤独的人，也是一个温暖的人。当年他一个人刚搬到海边荒岛上住的那段时间，正是他离婚之后孑然一人。他曾经问我，“你不觉得很孤独吗？我可是觉得很孤独。”他跟我描述那种孤独的感觉。我们一起午饭，一起去商店购物。他的真实、温暖、人情味无处不在。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岛上他家里，他领着爱犬跳到海里，热情招呼我赶快下水。我说：“不行，咱们不是一个人种。我是怕冷的人种。”他高兴地说，“看来你显然不知道生物科学和考古学的最新发展。你不知道我们都是来自非洲的同一人种吗？！”
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相遇的瞬间都是美好的。当年在三亚的夜色中，他带领一群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下了车就一头扎进海中畅游。最近在约旦佩特拉的石窟宫殿里，我们探讨地理和中世纪贸易之路（丝绸之路）的制度。所有这些都像发生在昨天。魏茨曼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天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离去是经济学界一个巨大的损失，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个睿智的学者，一个温暖的朋友，一个视尊严为生命的人。人类有这样的儿子，难道不应该骄傲吗？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