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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睿:沟美的故事——用商业的模式做公益

从学术角度对公益做一些研究,从而让公益项目的运作更加富有成效,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我和我的两个合作伙伴提出一个假设,我们想研究一下当人们用金钱来资助贫困学生的时候,不同的资助方式是否会有不同的效果。换句话说,我们想弄清楚,如果某项资助是匿名的,相对于不匿名的资助,对贫困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动力,以及他们的自信程度等维度是否会产生影响。在这个课题的背后,我们依据现有的理论和文献设想了很多有趣的结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在现实中收集数据,从而验证我们的假设。3月底,这个机会终于等来了。在长江商学院广东校友会的帮助下,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沟美小学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

我们三位学者分别从北京、上海、新加坡飞到汕头,再开车近两个小时到达沟美小学。一下车,一行人立刻开始跟当地教育系统的领导、沟美小学的校长座谈,对方也表示,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重视,愿意全力配合。

因为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我开始有条不紊地介绍。我从我们研究的初衷说起,谈到我们研究的意义,以及希望得到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的意愿,讲得兴致勃勃。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屋子里一片安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怎么没有反应?”陪我们一同前往的长江商学院广东校友会副会长、广东省长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泽瑶女士也看出了问题。在我们反复询问之后,汕头市教育局的领导终于开口了。他说:“朱教授,你研究的这个课题,从经济的角度来资助学校,对我们这里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的课题,现在国家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很大,钱不是我们最缺的。”我的脑袋轰的响了一声。

在商学院的课堂上,我曾经反复讲过这样的案例:一个公司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生产出一款完美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没有人需要。“天啊!”我心里默默地说:“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我们满怀热情抱着一颗爱心,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偏僻的小村镇,希望在这里开展公益的学术研究,但是这里根本不需要。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已经来到这里,不如了解一下沟美小学的情况。很快,在和校方的沟通过程中,我们迅速转换思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渐渐浮出水面。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们汕头之行的第一个收获:做公益应该从寻找真正的需求开始。事实上,沟美小学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负责这个公益项目的王泽瑶、张天培两位长江企业家校友一直在寻找真正的需求。

从寻找真正的需求开始

地处潮南区的沟美小学也因年久失修,在2013年的“尤特”暴雨中校舍受浸严重,岌岌可危。

王泽瑶是潮汕人,看到那种满目疮痍的状况,看到受灾的人是那么无助,她感同身受。到了灾区,放下校友们捐助的药品、方便面和大米,她去问镇领导:“你还有什么需要?”镇领导说:“好多所学校都是水灾很严重,其中有一所可能是最严重的,快要塌了。”

镇领导说的就是司马浦镇沟美小学。司马浦镇沟美村的人口大概2300人左右,一般来说,一个村的人口数量基本决定这个村的小学有多大。沟美村有427户,总体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村里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村民们主要靠外出打工赚钱。

沟美小学1984年建校,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75平米,有六个年级,一个班多的三、四十个人,少的有15、6个人。加起来有161名学生。小学生们每天在岌岌可危的教室里面上课,提心吊胆,但是又没地方可去。“那行。”王泽瑶答应下来。善款也很快在校友中募集到了,但是怎么用好这笔钱,成了王泽瑶的心病。因为她看过太多的捐助,那种为了用钱而用钱,为了花钱而乱做的事情,让她觉得痛心。“干脆我们自己亲历亲为来做一个学校吧!”校友们说:“行!”

在想法上和当地的第一次碰撞是从校舍设计开始的。长江商学院EMBA17期的校友陈立坚和他的团队主动承担了学校的设计。他们最初的想法是,既然推倒重来,不如充分利用空间,盖一个两层楼的学校,这样总体面积可以增加一倍,但是发现走不通。周边的村民反对两层楼的方案,理由是楼层太高会影响他们家的风水。于是两层楼的设计方案就否决了。那到底建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有人建议说做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学校,越现代化越好。

王泽瑶和其他校友都参观过不少希望小学,但发现它们都是一张图纸走到底,没有什么自己的文化特征,看上去很没味道。最后,陈立坚,王泽瑶等长江的校友们决定做一个小型的书院风格的学校,有当地的传统建筑文化特征而不是一个新型的建筑物。

当我们走进这所小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有品位的小学,这才是当地人心里面真正想要的一所小学。在和学校老师、教育局的领导们座谈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有太多的背包,太多的物品在那里,其实是不需要的。”这句话让我深有感触,一个真正成熟的公益人,他的初心一定应该是社会需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我想给社会做什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的第二个感触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很多人说过很多遍,但是仍然值得再说一遍。中国有近万所希望小学,在每100所农村小学中,有2所是希望小学。但是希望小学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虽然它的硬件改善了但是软件并没有变化的。如果软件不变的话,即使改变了学校的硬件,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还是无从谈起的。

虽然沟美小学的校舍建设让各方非常满意,但王泽瑶还是觉得“不能建完就走”,回忆当时的境况,她说“长江人应该做不一样的公益”。她开始花心思去思考怎么提高沟美小学的教学质量。对学校来说,最重要的软件就是师资。她脑海中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花钱招聘有水平的小学老师。没想到她竟然又一次事与愿违,这一次不是不了解真正的需求,而是不了解中国的教育体制。

沟美小学是一所公办学校,不能像民办学校那样在社会上高薪招聘,11个老师的编制是固定的。这些老师过去是代课老师,校长的学历是中专毕业,这就是沟美小学的现状,也是人们改变不了的现状。进一步的了解发现,沟美小学只能开出语文数学英文三门课,教育大纲要求的音乐体育美术,因为没有师资,开不出来课,而且常年如此。沟美小学的校长告诉我:“有一个兼课的体育老师,他说我不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上。”汕头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城市,但城乡教育水平不均衡,人口密集的潮南区更是如此。

开不出音体美这三门课,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说,简直匪夷所思。小学的音体美教育,对人的一生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沟美小学的个案,而是中国边远农村小学的普遍现象。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虽然中国经济一路高歌,城乡的教育水平却很不均衡,中国农村的教育水平甚至在走下坡路,很多农村现在的教育水平要落后于十多年前。一个原因是我们太强调应试教育,太强调升学率,太强调考试成绩。

为解决沟美小学的实际困难,王泽瑶带领几个长江校友企业家张天培、王海源找了很多支教团,语文数学和英语的师资还可以,音乐美术体育这三门课,很难找到愿意去的大学生。因为这三门课非常特别,大学生毕业之后随便找一个培训机构就可以赚很多钱,很少人愿意放弃赚钱的机会到边远的农村去支教。最后,长江校友企业家找到了当地的潮州韩山师范学院,希望能在大三学生中招募到愿意去沟美小学支教半年的大学生。

经过和校方的反复沟通,招聘计划一改再改,从最初计划支教半年,缩短成3个月,又减到2个月,直到缩短成1个月,才好不容易招到了12个人;其中8人来自学前教育专业,负责教音乐和美术,另外4人来自体育教育专业,教体育。这样,每门课由4个大学生开设,12名大学生运行一个学期(4个月)。

去年2月28日,沟美小学“提高软实力计划”正式启动。校长回忆说:“开始的时候,我给一个小学生麦克风,声音小的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但几个月之后的六一儿童节,沟美小学办了一场文艺演出,在村子里面引起了轰动。还是那些小学生,原来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现在学生们到台上能歌善舞;原来不敢表现,现在他们不仅大胆地表现,而且节目的形式也多种多样。那个不敢大声说话的小学生,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主持节目。到去年12月27日第二次文艺演出的时候,学生们上演的节目从4个变成了9个,完全能够自己办一台小型文艺汇演了。

除了文艺汇演,去年沟美小学还举办了两次美术作品展,学生的作品都张贴到墙上。水彩、水粉等这些过去听都没听过的东西,现在学生们都有机会接触学习了。沟美小学的音体美课程每周各两节课,虽然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但跟以前相比是非常大的改进。

引入支教资源之后,受益的不仅仅是孩子们,还有沟美小学的老师。他们受到了触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整个小学充满了活力。更让人欣喜的是,音体美课程的空白被填补之后,对应试教育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去年7月4日,司马浦镇教育部门对镇上的20多所小学进行语数英统考,统一出卷、统一考试、统一打分。总分300分,沟美小学的平均分是270.3,进步之大让人惊喜不已。这些变化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当地教育部门将沟美小学视作一个标杆,希望在其他学校进行复制。

从2013年一个小小的心愿,到今天沟美小学令人欣慰的成就,从设计到施工,从寻找支教师资到培训当地老师,有太多人付出了太多太多,在这之外还有很多无法细述的艰辛。真正的落后不是经济上的落后,而是智力上的落后。沟美小学的变化,实在令人赞叹。这也让我有了此行的第三个感受:坚持和长远的眼光。

公益不是一腔热血,也不仅仅是一片爱心,公益一定是要解决问题的。好的公益就是为社会问题找到最优解,这才是“不一样的公益”。我一直提倡“用商业的模式做公益”,成功的商业战略一定是基于行业的痛点,这个痛点就是真正的需求,公益的起点就是找到真正的需求。公益能够走多远,在于“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公益绝不是立竿见影那么简单,在公益的道路上,始终需要坚持和长远的远光。

离开沟美小学的时候,我们三位教授一点儿也没有心灰意冷,恰恰相反,我们觉得收获满满,因为不仅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从理论到现实,我们对该怎么做公益有了更真实的理解。

(作者朱睿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史颖波为长江商学院品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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