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参加由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加强金融和汇率框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研讨会，并分享观点。

本节发言的主题是“中国金融体系快速变化的驱动因素、未来机遇和主要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我不是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的专业人士，仅仅作为在这个行业工作多年的从业者，谈几点观察和认识，就教于各位专家。所有观点都基于个人思考，不代表我所在的机构。我讲三个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金融问题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反应，金融体系的发展，本质上是金融市场的自我完善，解决问题的动力就是发展的驱动因素。在我看来，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几组对应关系中，目前都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

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来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可谓立国之本。近几年来，在社会舆论中，实体经济出现了三个“假想敌”，第一个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第二个是本属于实体经济范畴但似乎已被视为异己分子的房地产业，第三个就是西装革履的金融业。

从实体经济角度看金融体系，主要有如下问题：一是融资难、融资贵。二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金融机构“持球”时间过长，导致金融成本过高，效率低下，风险叠加。三是金融体系挤占了总的利润空间，吸附了包括人才、资本在内的大量社会资源，导致实体经济被冷落，竞争乏力，发展难度加大。

从本质上讲，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既是相依为命的关系，也是竞争博弈的关系。

一方面，金融是货币时间价值的管理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这个时间价值主要来自于实体经济创造的劳动价值。

金融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否则就成了自娱自乐的货币游戏。如果实体经济不行，金融产品的收益就是空穴来风，正所谓“唇亡则齿寒”。

另一方面，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必然存在着定价权博弈、收益分成博弈和资源争夺等竞争关系。

当前金融强势而实体经济弱势的格局，有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政策因素。

一是实体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自身出了问题。二是负债端的刚性兑付，以及由于诚信缺失、产权保护不力等导致金融产品定价的风险加权因素。三是由于长期资本稀缺、牌照控制、金融国有化等形成的所谓“资本为王”的历史优势。四是近年来，由货币信用投放所推动的资产价格攀升，吸引社会资金追逐投机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转圈，层层加杠杆，形成风险隐患。

换句话说，金融和实体经济目前的关系状况，既有双方各自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复杂的社会成因。

对于因金融产业政策不当和金融监管不力导致的“脱实向虚”，政府干预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是国家对金融业提出的基本要求和硬任务。

从长远看，需要从依靠短期的、临时性的政策，转向依靠长期的、基本面的政策，推动实质性改革，两边都放松管制，疏导资金流向，从而促进产业内部主体之间、产业之间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两大板块之间，形成更加市场化的平等竞争，产生新的动态平衡，才是两者协调发展的长久之道。

从量上看，中国是一个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大国，也已经是一个金融业的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应该也一定会成为一个金融业的强国。

对于金融体系的内部构成，有多种划分方式，一般采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分类，随着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我认为这种划分不符合经典定义，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如果按照投资标的和行为目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体系，一是股权融资体系，主要指股票市场以及基金等伴生市场体系。二是债权融资体系，主要指信贷市场、债券市场以及信托等伴生市场体系。三是风险管理工具体系，主要指衍生品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等。当然，不同市场的角色有交叉重叠。

基于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历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具备货币账户专营权和货币资金流动法定通道等先天因素，加上长期积累的网点和客户优势，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具有基础架构的作用，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它金融业态都只是金融大舞台上的一个类型化角色。

保险在三个市场及其伴生体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有跨市场特征，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处在成长探索和发展变化之中，应该从历史纵向和现实横向多个维度进行持续观察。

虽然大家都认可金融行业属于应该管制的行业，但中国金融市场还是常常因管制过多过严而被诟病。可最近有学者指称，从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乱象和问题，都是金融“过度自由化”导致的结果。

看法截然不同，孰是孰非？我认为也许都有道理，这可能恰恰说明，中国金融市场的确存在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又管多了；该控制的没控制住，该发展的又没发展起来的情形。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边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美国等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另一边是金融服务落后，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性社会难题，这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内部，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加，理财将逐步成为居民的刚性需求，中国已逐渐步入财富管理的时代，为客户理财越来越成为金融的重要功能。

而由于中国社会三十多来的高速变化，居民收入、资产价格都处在剧烈变动之中，通胀变化大，民众对投资缺乏长久和稳定的预期，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在居民财富管理中将会占有相当的份额，成为金融各业高度重视并极力争夺的重要金融资源。

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工具多元化，不同行业和不同机构的产品设计有同质化趋势，金融产品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彼此互相借鉴，相互交叉，“打擦边球”成为常态。

对于民众的金融投资来说，高收益率和收益确定性是一对矛盾。由于诸多社会因素，民众的契约精神、风险意识尚未普遍建立。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投资风险，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考虑，刚性兑付很难彻底打破，金融机构破产难以制度化常态化。每一宗金融风险案件的处置，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这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理顺关系的一个困境，也是完善中国金融体系一个主要的障碍性因素。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关系

当下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传统金融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扮演了重要的替代性角色。在支付和消费金融等领域，互联网金融甚至已经成为主导性力量，并且还在继续攻城拔寨，快速发展。从国际上看，中国互联网金融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具备了领先优势。

互联网金融之于传统金融，既有继承，也有颠覆，这其中很大的因素，来自大数据技术。从IT发展的脉络来看，大数据只是人工智能的前奏阶段。因此在未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传统金融赖以生存并具有竞争优势的风险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有可能被追齐乃至超越，互联网金融或者说“智能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挤出，可能呈加速之势。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传统金融的某些短板，可能被一举迈过，在与国际金融业的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金融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当然，从互联网金融综合整治的情况看，现阶段很多打着互联网旗号的金融行为，并非货真价实，毫无创新可言，有的甚至是穿上马甲的金融诈骗而已。不管怎样，我认为对真正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持一个更为积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保险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定位

按照国家对保险的产业定位，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中，保险究竟该如何定位？

保险具有多重属性，一个是风险管理工具或者说保障属性，一个是金融属性。对于前者，应该没有争议，对于后者，似乎存在不同主张。

其实自保险特别是寿险诞生之日起，保险的两种属性就兼而有之，前者是基本属性，后者是衍生属性。

按照传统观念，保险投资属于后台作业，是解决保险经营中沉淀资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基于这种观念，在最初保险立法时，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限制非常严，主要是存银行和购买国债、金融债等，保险公司没有投资部门，保险投资一般由财务部门代管。

随着保险产品的创新和保险资金的大量聚集，保险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大家都意识到投资的重要性，保险投资才走到更靠前的位置。法律也放开了保险投资范围的种种限制，保险资金相继进入资本市场等多个领域，保险经营中承保和投资变得同样重要，形成了所谓“两个轮子”，保险开始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有的保险公司走到了极端，单纯从金融属性看保险，将保费收取完全看作是融资手段，在投资领域无所顾忌，冒险博取高收益，形成所谓“资产驱动”模式，这就完全背离了保险的基本属性，应该坚决予以制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强调“保险业姓保”这一核心经营理念，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必须坚决落实。同时我认为，说保险姓保，应该不是不承认保险的金融属性。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保险完全限定在纯粹的风险管理这个范畴，这既不符合国家对保险业的基本定位，也不符合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普遍经验，更无法承载整个行业的发展愿望。

截至2016年末，保险业总资产15万亿，在金融业中的占比为5.3%。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再考虑负债久期长、投资范围广和可用程度高等因素，保险资金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绝不可能是等闲之辈。

也因此，保险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保险的金融属性应该发挥到何种程度，保险和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应该形成一种什么关系，应该由金融体系参与各方共同回答，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大课题。

中国保险产品的谱系分类，和国际保险业基本相同，总的来说，保险的负债模式比较多样，也非常复杂。

如果按照保费的归集模式，保险产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不具有现金价值，保险事故发生则支付赔款，没有发生不再退回，也就是所谓消费型险种，主要包括产险、意外险和部分健康险。这类产品比较集中的体现了保险的风险管理属性。

另一类具有现金价值性，包括传统寿险、养老险和投资型寿险产品。这类产品的存在，正是保险具有金融属性的证明。对于具有现金价值的产品，除了其中的风险保费部分遵循风险定价原则外，其利率的确定完全遵循投资收益原则。

过去因为销售成本等原因，多数情况下只能把两项功能叠加在一个保险产品之中，或者以附加险的形式体现不同功能。

随着网销渠道和互联网商业场景的出现，碎片化产品得以实现，客户对保险需求的定位更加清晰，保险的两种功能不一定非要捆绑搭售，完全可以分开实现。实际上现在有不少公司已经在客户需求的推动下调整了产品策略，保障的归保障，投资的归投资，分得很清楚。客户获得了更便宜的产品，同时享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从相关公司反馈的情况看，实际效果也不错。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即便某些传统的保险产品，在很大程度也是储蓄和其它金融投资的替代，本质上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一种理财。

对于不同保费所形成的保险资金，投资要求区别很大。全球著名投资人巴菲特，其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保费。他在中国金融业中有很多粉丝，模仿或学习他的投资模式。

所不同的是，巴菲特的投资资金主要是产险保费所形成的浮存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责任准备金。而他的中国学生则主要使用寿险保费特别是投资型险种保费，两者存在天壤之别。正是这种错配，引发了近年来保险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风险和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对于寿险公司的负债模式来说，当下最主要的拷问：一是在投资受到合理约束的前提下，允不允许保险公司迎合居民的短期理财需求，让投资型保险产品成为居民理财的一个可选项，积极参与社会财富管理的跨业大竞争？如果允许，要否在偿付能力约束之外设定一个明确的比例限制，限定多少，允不允许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比例差异？

二是为什么类似万能险这样的成熟产品，在国外风平浪静，在中国则风高浪急。出现这么大的异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采取哪些特别的监管措施？

当前来看，这些问题已经有了政策答案，但从长远看，对上述问题的完整回答，可能还需要持续的观察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如果从政策允许的投资范围看，保险资金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投资范围最广泛的一类资金，除了一定的比例限制，几乎可以投放到任何金融市场，可谓“宽谱基金”。放眼国际，这种政策空间并非中国独创，中国也远不是最宽松的。

但由于行业发展快，市场发育不完善，保险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急功近利，贪快求全的现象，部分市场主体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偏差，甚至有少数公司存在不良动机驱动的问题，保险业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总结教训，可以形成几点共识：一是应当把保险投资的稳健性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个稳健性是一种综合权衡和总体把握，并不说权益类投资多就是激进，债券投资多就是稳健，两者不是等同关系。

二是坚持财务投资原则。险资在资本市场的行为应当有更为严密的政策规制，除非出于必要的产业链整合需要，应当严格限制运用保险资金特别是投资型保费形成的保险资金开展企业并购。

三是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投资。所有衍生品投资应当以现货交易为基础，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从保险业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协调运转来看，保险行业如何建立良性的保险投资模式，保险公司如何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综合投资能力，仍然是全行业需要认真思考并谨慎作答的必答题。

未来保险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保险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有的是保险市场内部和保险监管政策方面的问题，有的则是经济金融乃至社会问题在保险业的局部反映。问题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以下几个值得重点关注。

复杂多元的负债模式和多渠道多市场大跨度的资产配置范围，一方面为保险资金运用提供了充分的纵深和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目前来看，保险业在资产负债匹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

一是期限错配。一方面是“长钱短用”。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大量久期长的固定收益资产，导致寿险业整体上负债期限长于资产期限，久期在15年以上的资产，缺口就达5.4万亿元。

另一方面是“短钱长用”。部分公司为了扩大规模或应对满期给付及退保压力，通过大量销售实际期限较短、成本较高的高现价产品。为满足收益需求，所获取的保费往往投资于流动性较低的权益类或另类资产，蕴含比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二是收益率错配。保险资金具有逆周期性的特点，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降低时，保费收入易，保险投资难。反之，则保险投资易，保费收入难。

近年来，全行业保费持续快速增长，但高收益的优质资产越来越少。如果市场可投资产覆盖不了资金成本，保险公司将出现利差损。如果产品实际利率达不到客户预期，保险公司将面临较大的退保压力，个别公司可能面临现金流不足的风险。

三是业务结构转型难度大。当前寿险监管的政策取向是投资型保险产品长期化，对中短存续期产品实施更加严格的总量控制，推动保险公司加快转型。但由于公司发展路径依赖和业务能力建设不足等因素，转型过快过猛也可能蕴涵一定风险。

越是推动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就越重要。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对资本的驯服。具体点说，就是如何通过穿透式监管等手段，解决部分股东虚假注资或自我循环注资等问题，防止不良股东将保险公司当成“提款机”，通过非法利益输送，掏空保险公司。这个问题不解决，财务或资本监管的很多防线都形同虚设。

但完善公司治理，一方面需要即时性的雷霆手段，另一方面也要有从长计议、慢工才能出细活的心理准备。所面临的困难有三：第一，从全球来看，内部舞弊和股东操控是公司治理体系失效的最主要原因，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或现成经验。在中国金融保险市场中，这个问题恰恰尤为严重。

第二，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以公司治理的独立性保障为前提，包括公司组织本身的独立，公司内部各机构之间能相互制衡，公司高管和关健岗位人员不具人身依附性，人格充分独立等，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因素和市场实际状况，实现这种独立性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比较长的距离。

第三，公司治理不简单是金融机构内部权力配置、程序设置和监督制衡的问题，其机制的运转和作用的发挥，更有赖于社会人文环境、法制体系以及基础性市场要素的完善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公司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如何迅速找到突破口，推动实实在在的公司改革和社会建设，是当前保险公司治理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的保险监管承载过多重历史使命。近期，监管思路做了调整，明确强调“保监会姓监”。按照这个思路，保险监管的定位更加清晰，目标更为专注。

当前，如何既坚持放开前端，放松管制，又有效管住后端，坚决打击市场乱象，是监管面临的首要任务。

中国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监管模式和框架。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中外监管机构面临的对手和问题不同，应当建立更本土化和更具灵活性的监管规则体系，运用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手段，才能实际解决中国保险市场出现的各种特殊问题。

监管部门在整顿市场时，一方面，要防止保险公司业务转型“硬着陆”，或者股东和资本大面积退潮，对保险市场的稳健发展带来冲击，形成新的风险源。

另一方面，要避免形成对民营资本的系统性不信任，一味追求安全，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采取差别对待，影响保险市场的活力和效率。

在目前监管机构专业性不足、人力匮乏、监管手段和执法工具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各种诉求，完成艰难任务，的确是一种挑战。

就当前来说，非常时期，行非常之策。我认为需要重点落实“两个穿透”，做到“两个敢于”。

所谓两个穿透，一是股权穿透。重点对股东关联关系和入股资金进行穿透审查，避免保险公司被不当控制。二是投资穿透。确保保险投资真实安全，最终投放到实实在在的项目上，而不是被挪作它用，或者向股东输送利益。

所谓两个敢于，一是敢于移送。对于市场违法行为，该重罚的要重罚，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决不手软，决不姑息。二是敢于破产。对于风险问题严重达到破产程度的机构，应该考虑进行破产处置，至少先做到“小而能倒”，让市场之手和监管之手都发挥作用，两手抓，两手都硬。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仅供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