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长江管理前沿论坛”（注：2007年10月13日在贵阳举行）要我以“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为题作个演讲。我不禁想起美国专栏作家Ann Landers的一段话，“每个晚会都有两种人——有的主张回家，有的愿意留下，麻烦的是，他们通常已经结婚了。”（At every part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 those who want to go home and those who don’t.The trouble is , they are usually married to each other.）我要说，“每次关于文化的讨论会都有两种人——有的主张‘回归’，有的主张‘超越’，麻烦的是，他们通常已经结婚了”。
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这客观上要求我国文化有个大发展、大繁荣。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宣布，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我以为，兴起高潮，就得有人去“弄潮”，兴风作浪；就得有事去“提劲”，推波助澜。这个“人”，包括主张“回归”和主张“超越”的两种人；这个“事”，离不开“回归”与“超越”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所以，“文化的回归与超越”结合在一起，其实并非麻烦，而是常态、是动力、是规律，是“兴起新高潮”的需要。
“回归”的典范与“超越”的喜悦——从文艺复兴谈起
社会主义有如大海。大海的“文化新高潮”，来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和气象，来自古今中外、纵横捭阖的眼界和胆量，来自“回归”的本源与前进的基础、“超越”的动力与创新的渴望。我们不妨把眼界打开，纵览“非社会主义”的文化曾经怎样兴风作浪，对我们今天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留下了怎样的借鉴和思考。
“回归”的典范。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14世纪在意大利城市兴起，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复兴，当然有“回归”之意，文艺复兴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回归”的最辉煌的典范，它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水岭。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那个时代的作品，如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拉伯雷的《巨人传》，无不闪烁着人文主义、个性解放的光芒。文艺复兴竟然在几个世纪内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一度使资本运作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遍地涌流。
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昂扬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应该包括继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的、我们新时代新中国的“文化复兴”。
“超越”的喜悦。资本主义社会一度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作为“文化回归”典范的文艺复兴，还得益于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文化超越”，即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解决了一个难题：在不断激活市场经济的同时有效约束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度过和克服了一个个危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保持持续有效的增长。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自私的本性。而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从这两个“起点”开始，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秩序，导致利润和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从整体上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但是这两个“起点”最大化导致的“无限度”追求，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严重阻力和破坏力。
增长的动力要求“以人为本”，不断激活这两个“起点”。“增长的极限”又要求不断消解发展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人自身关系的紧张。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既要不断激活这两个“起点”，又要不断约束它过度膨胀。这单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调节手段，是做不到的。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叫人不偷懒，逼着大家去竞争，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诱使人们“勤奋地”去撒谎、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的确，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行为的损失；而法律的严惩，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合同永远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加高，难以为继。那么，如何做到既不断激活市场经济的两个“起点”，又不断约束它过度膨胀？这就需要“文化”出来帮忙了。但传统的文化解决不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个难题，于是就需要一个“文化的超越”。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描述了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实现这种超越。
新教，即在文艺复兴大潮中，经过对传统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进行改革而创立的新的基督教（Protestantism）。新教伦理，主要来自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1509—1564年）以“预定论”为核心的宗教改革学说。加尔文认为，上帝是支配宇宙与人类的神圣主宰，人们的高低贵贱皆由上帝意志决定，从上帝对人们的“呼召”中可以使人看到自己成为“选民”的迹象。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争取事业上的成功，是成为上帝“选民”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说，千方百计地去挣钱和赚钱，是上帝的“呼召”。这就把不断激活市场经济两个“起点”的要求神圣化起来。但一个基督徒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必须自我节制、忍耐、简朴、诚实、讲信用与谦逊。高尚的基督徒，既应当在各自的职业中履行“天职”去尽力追求财富，又应当在使用财富时加以节制，不可过分的奢侈、享乐与浪费。这又把市场经济要求的约束机制高度权威化了，即借助“神”的力量，来不断约束市场经济活力的过度膨胀。
马克斯·韦伯敏感地发现这一套“新教伦理”，正是解决市场经济难题的药方：其一，“新教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其二，“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其三，“现世财富的分配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因此，新教伦理“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创造财富成了一种神圣的天职，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从而，“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再加上建立和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弥散到社会的其它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社会心态或文化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形成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顺利运行。不仅如此，日本人福山把韦伯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其《信任》一书指出，美国人大多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成为“社团主义”的支持者。这是因为新教伦理产生社团主义，社团主义产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须的大规模的经济网络终于得以形成。
文化“回归”的典范与文化“超越”的喜悦，构成了延续200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使美国获得成功，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欢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美国的“福音”。
但是，“福兮祸之所倚”。尽管美国人所热衷推行的“新教伦理”，以及由此衍生的自由、人权、民主观念，都闪烁过文艺复兴的光芒；尽管这些价值观起源于宗教改革，从而实现了“文化的超越”，但也正是由于其源自基督教的信念，基督教传统的局限性和排它性就难以超越。正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同之处，正是其冲突之源：它们都主张一神论，唯我独尊；都持普世论，自称自己是全人类可以信仰的真正宗教；都负有传教的使命，信徒有义务感化非教徒来皈依。“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冲突的种子已悄然埋下。文化“回归”的痛楚与文化“超越”的烦恼，必将接踵而至。
“回归”的痛楚与“超越”的烦恼——从“亚伯拉罕之谜”谈起
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力量激烈较量。“世界在感冒发烧，宗教也在打喷嚏发热”。从世界范围来看，冷战结束后宗教反而成为引起世界不安宁的一个因素，成为当今世界面对的一个困惑。美国国防委员会和国防信息统计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1998年世界上共有60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和暴力冲突，其中43起与民族、宗教有关；重大武装冲突23起，其中18起由民族或宗教问题引起的。但这个委员会没有料到，麻烦正向美国走来，“9·11”事件爆发了。
恐怖主义来了，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单边主义也来了，以雄厚、强大的美钞、美援、美资、美军为背景——既要反恐，也要称霸。不是冤家不聚头。查查这对“冤家”的文化档案、宗教背景，原来是一对“亲家”——同为亚伯拉罕（Abraham，伊斯兰教称为易卜拉辛）的后裔。
在西亚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依次产生过三个有共同根源并相互影响的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教都将亚伯拉罕视为其先祖。《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和《古兰经》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过急？都强调绝对一神的观念而有较强排它性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冲突，其力量的消长变化对世界政局的现代走向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基督教在西方顺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强势；而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封建社会，在固步自封、安于现状的社会环境中逐渐衰败。历史上双方的正面对抗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衰落而偃旗息鼓，现在又呈现出二者由局部冲突发展为全面对抗、越演越烈的态势。尤其是“9·11”以来，单边主义与恐怖主义之争成为当今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其背后隐藏着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复杂较量。
“回归”的痛楚：在这场较量中，相对处于弱势的伊斯兰国家，急切地呼唤“文化回归”，再现昔日辉煌。因为“当西方基督教的精神产生了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大教堂，皇帝与教皇争权夺利，骑士理想盛行的时候，伊斯兰东方趁着公元8世纪以来崛起的力量，以其思想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丰富了当时的文明世界。重要的发现与创造不断涌现，直到13世纪‘蒙古风暴’掩埋了这个几乎是永不枯竭的泉源。然而它所产生的一切，特点鲜明，五色斑斓，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几个世纪，直至今日仍未失去其生命力。”（[德]赫伯特·戈特沙尔克《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二战以来，伊斯兰国家在以纳赛尔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退出历史舞台后，以霍梅尼为旗帜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又高呼着“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席卷而来。这是排山倒海的“文化回归”，却又是充满痛楚的“文化回归”。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平安”、“安宁”。但由于西方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问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造成的矛盾冲突（并非“文明的冲突”），也由于当代伊斯兰社会面临的政治、文化冲击和社会改革形成的剧烈震荡，这一以“和平”命名的宗教，竟然与那么多战争与暴力联系起来。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不仅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也产生了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暴力恐怖主义。
宗教往往使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而民族又往往使某种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助宗教张扬其个性，宗教利用民族扩大其影响。当一种宗教被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时，会出现特殊的两重作用：一方面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民族的神圣的旗帜，一方面强化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它性，容易被黑暗势力所利用。当狭隘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时，就可能产生暴力恐怖主义。一个东西，其内部越纯洁、越神圣、越紧密，其与外部就越分明、越排它、越极端；外部压力越大，内外冲突越烈，终于走向“人体炸弹”这种极端、惨烈的不归之途。
“超越”的烦恼：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招摇于世，“单边主义”便随之滋长。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与争锋，造成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有人将之称为“文明的冲突”。于是地区冲突迭起，恐怖活动猖獗，西方一次又一次被来自伊斯兰文明的挑战所激怒，世界一次又一次被恐怖的声浪所震惊。美国人认为，既然恐怖主义不仅是来自一、两个国家，而是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要消灭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就要“改造伊斯兰世界”。就象美国通过改造德国、日本，使民主在这里扎下了根一样，美国“改造伊斯兰世界”，才能断掉恐怖主义的根。但美国“改造伊斯兰世界”，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把伊斯兰世界当作反恐的主要对象，实际上是要推行新一轮战略扩张，谋取更大的地缘战略和石油利益，巩固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改造与反改造、打击与反打击、控制与反控制的深层次矛盾难以调和，“冤冤相报何时了”！
单边主义与恐怖主义，相生相克又相克相生。如果要对他们无休止的冲突做一个文化解读，就是：“回归”的痛楚，痛彻心头；“超越”的烦恼，恼无尽头。 （未完，待续）
（作者现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本文由作者专为本刊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