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经济企业家们寻找出路
全球经济的新兴，给亚洲的企业家们带来令人为之兴奋的无限机遇，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和释放又促进了亚洲经济的振兴。与此同时，企业家们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很多障碍与挑战，比如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调和、家族企业的传承等经典问题。关于亚洲新经济企业家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中国在亚洲经济战略的重量日益凸现，而一些活跃在民间的民营企业家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腾飞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劲力量。
为此，《财富》杂志亚洲版编辑钱科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日本Monex证券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松本大，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滕斌圣，韩国首尔大学、长江商学院合聘教授赵东成齐聚海南长江论坛，他们的见解可能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的经济缺少“浙江模式”
钱科雷（主持人）：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一直在想有关创业家的问题。像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现在阿里巴巴在香港非常成功地上市了，为什么他的公司市值那么高，估值甚至比Google都要高了。他说，“我的业务模式是建立在中国企业的动态之上的，你们买阿里巴巴的股票，实际上就是买下了中国企业家的未来，这是最有价值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斯隆商学院当教授，最近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现在存在一些问题，而他非常赞赏中国浙江的模式。黄教授说，现在中国模式当中的不平衡问题在于这些企业家没有得到体制中繁荣发展的机会。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太多了，做不到可持续发展。据黄教授所说，像广东省这样的建设可能非常依赖于外国的直接投资，上海也非常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两方面的依赖性都过高了。中国所缺少的就是浙江模式，也就是非常灵敏的模式。而浙江将会是企业家精神最强、私营企业投资最积极的省份，也会是中国最富有、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省份，贫富差异在这样的省份中间也是最低的。如果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就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而中国企业家也面临了很多的障碍与挑战，跟美国或者亚洲的企业家相比起来，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障碍和困难更多。
我刚才描绘了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不利状况，而今天这里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请教滕斌圣教授，您认为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所获得的机会，或者中国经营的整个环境，他们觉得满意吗？
滕斌圣：总的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过去的20年中表现很好，但是人们却觉得失望，中国似乎现在向国营企业倾斜了。总体上来说，环境对于企业家是有利的，但是没有很大的改观，使得最近企业家有些担心。
现在有些领域仍然完全不让私营企业家加入，或者说部分是对他们封闭的，不鼓励他们参与。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要进来，将面临很多国有企业的竞争与挑战，现在的环境还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即使是在开放的行业中，他们从其他的一些机构和银行那儿所获得的支持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自身的期望。
钱科雷（主持人）：我跟马云谈过浙江还有其他地方一些企业家的问题。比如，义乌现在是一个小商品的集散地，那儿有成千上万的家族企业，就好像是一个大的批发商的销售中心一样。每一个镇都有自己的特点，也许这个镇是专门做伞的，很多制伞的家族企业就会一家挨着一家。而这些企业家在谈到怎么样通过资本来扩大自己的企业的时候，认为从银行那儿得到资金很难，影响了他们的现金流，很难得到发展。所以我想问郭先生，您做得非常成功，公司发展非常快，你是怎么解决资本问题的？
郭广昌：我对中国经济是比较乐观的。如果说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有限的资源没有配置到最有创造力的方面，就是说资金没有配置到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里面去。尤其是2008年，银行贷款会减少，主要会减少到中小企业。一个企业家如果想加速发展必须解决资本问题，否则积累就不可能很快。就复星来说，走的一条路就是充分与资本市场相结合，1998年第一家A股公司复星医药上市，2007年复星集团在香港上市，只要有任何的资本机会我们都抓住。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一定要紧紧抓住机会，因为银行贷款肯定会越来越难，不过中小板在打开。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最根本的还是依靠公司自身的现金流，一定要特别关注公司本身现金流的完善，这样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走向国际的新经济企业家们
钱科雷（主持人）：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注意自己的现金流之后，要实现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必须要考虑怎么样才能够改进技术以及战略，保留住客户继续实现增长，甚至是向海外扩展。我们必须要降低成本，才能与竞争对手进行很好的竞争。他们所做的就是逐渐向价值曲线的下端去走，而不是往上走。中国现在这种做法对于长期来说是不是危险的？
滕斌圣：中国企业在整体上并没有从价值链往上走，找利润丰厚的行业，而是在行业内进行竞争，甚至往价值链的下游走，这和中国企业过去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这20年来我们是被机会宠坏的，在中国有太多的成长机会。现在机会仍然很多，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还是要使用同质化的竞争，薄利多销已经成为一种理念。
郭广昌：3年前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待在价值链的低端。“浙江模式”最根本的转型就是要让自己从价值链的低端往高端走，家具不仅仅是低端制造就结束了，要有设计、品牌，像美特斯·邦威，这3年不少的浙江企业进行了成功的转型。
而美国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不是很大。比如说现在以两块钱的成本卖给美国人，美国人在美国卖20块，就算两块钱涨到3块钱他的利润还是很丰厚。此外，不会因为两块钱涨到3块钱便把制造中心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说越南、马来西亚，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转移成本还是比较高的。第二，中国企业的这种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了，我们能在价值链往上再走一步。这些生机勃勃的企业家能够用3年的时间让我相信他们是有能力走出这条路的。
赵东成：韩国现在处于日本和中国的中间，落后于日本一代，而领先中国一代。1996年之前，韩国处于一个工业化前的时期，有很多的企业家和创业家出现，他们用了很多国内的资源，却不是很成功。1996年之后我们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就像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所说的那样。韩国六七十年代即第一代的企业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利益，只有政府挑选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够获得一些稀缺的资源，所以第一代的韩国企业家是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信任的，他们有了稀缺的资源之后就变得成功，在国内市场上有优势了。然后在80年代末出现的第二代企业家，是在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建立的文化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第一代人将主管大权转向了第二代，第二代的管理方式是全球化的，不一样的。尽管他们也依赖于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现在能够更好地寻求国际市场机遇，在全球市场上非常成功地利用了资源。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企业家都是借助于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第一代企业家告诉公众，他们的财富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是属于人民和政府的，而第二代企业家从自己的父辈手里继承了财富，表明财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就在公众当中引起了一种信任的缺失。我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是第四代企业家出现的阶段，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形成当中。第四代的企业家更加透明，更加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应对社会的问题。第四代的企业家也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后代，而第四代企业家由于家族内部的信任而获得了财富。在他们手中，他们在实验新的模式，把更多的财富回报于社会。
钱科雷（主持人）：中小型企业的家族传承问题和民众对于私营企业家的敌视，其实在整个地区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而在日本好像所有的人都是以同样的薪酬标准来工作，我想请松本大先生讲一讲日本的情况，你认为在日本是否也有这种敌视的现象存在呢？
松本大：我觉得也有一些仇富心理，或者说对年轻的时候就获得成功的人嫉妒，等等。但是二战之后，日本涌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像索尼、本田等，他们的成功持续了50年，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企业家。但是我们现在都还看不到第二代像他们那么成功的企业家涌现，尽管有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开始出现，但他们多半是受到了上一代的影响。
再论东家与掌柜
钱科雷（主持人）：浙江可以说是中国省份当中企业家精神最强的一个省份，可是奇怪的一点是这里的贫富差异是最小的，因为这些企业家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推动了当地一些供应商以及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浙江省看起来似乎更加公平。讲到浙江的企业家，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哪怕解决他们资金的问题，他们仍然不愿意让自己的企业发展太快或是变得太大。因为这些企业家不愿意放弃家族或是家庭对于企业的控制，让职业的经理人去管控一个更大的公司。
中国的企业家一般来说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如果这个公司变得更大，哪怕原先的创始人相对来说在这个更大的“蛋糕”里面占到的是一个比较小的份额，实际上财富是更多的。然而很多的中国企业家宁愿让企业小一点，只是要在这个当中占的比例多，比如说占到90%以上。
滕斌圣：中国企业家的选择一定要从我们的传统来看，哪怕一个小公司如果能够完全掌握的话，比一个不能掌握的大公司要好得多。中国商业的历史相对有限，封建的一些影响还比较多，所以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财富当然很重要。撇开财富不谈，企业本身就是他的身家性命，或者是他在社会上立本的一个方面。如果他想做大，就不得不把它稀释。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在东亚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也会有这种情况。欧美可能会好一些，他们在分享权力方面做得比较好。最近备受关注的中国企业家包括牛根生、马云，都非常愿意使用散财聚人的方式。
郭广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当前所处的是一个创业家的时代，职业经理人是不成熟的，而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还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企业采取家族这种方式能够做到今天，就说明家族本身是最优秀的，真的要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取代是非常难的。我说得不客气一点，很多人去请职业经理人的目的80%以上是为了对付资本市场，就是去上市的时候好看一点，会讲流利的英语，资本溢价，我了解很多上市公司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一定要理解人家为什么要采取现在这种模式来做。复星集团一开始就是合伙制，但是我一定不去反对那些走家族道路的人，每个人懂得怎么样对他是最有利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日本、韩国，更不能看新加坡，我们更应该看美国。我觉得长三角的GDP跟日本差不多的时候，中国就真的崛起了。从企业角度来说，很多公司在世界上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企业，至于代代相传这方面，我最看重的就是要学GE的模式。它没有特别大的股东，但是它总是能够选到最好的CEO。
从亚洲多棱镜中看中国
钱科雷（主持人）：相比来说，印度的公司在政策的环境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度，而且印度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却还是初级阶段的，可能还是经常会受到谣言、传闻或者各式各样信息的误导，另外还受到很多国有企业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中国应该关切的一个问题吗？
郭广昌：从表扬的角度来说，一定要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进步是非常令人惊喜的。1998年还是有额度的，现在已经取消了。当时刘永好的民营企业是第一家上市的，复星是第二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速度是很快的。中国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助推力，这样一个市场的实现要靠政府的努力，也要靠在座的各位来努力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把它建设得更好。
赵东成：中国的确是一个大国，中国发生着很多的变化，将来的确会成为一个各种各样公司在这里竞争的舞台，会有很多的日本、韩国或者是美国的公司都到这里来。
松本大：我觉得现在到了真正全球化的时代了，不光是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人们的心态、想法也变得越来越类似了。可能在中国，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准备好去迎接新的时代。我们在这里讨论很多中国的公司、业务或者是日本的公司、业务，可是将来讨论的整个框架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或者公司的CEO是哪国人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经营业务，我们现在要更好地分享理念，分享信息，促进企业家之间的交流，这会变得更加重要。
钱科雷（主持人）：今年在印度的全球论坛，有个澳大利亚人向一个印度企业家提出问题，中国马上要举行奥运会了，印度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去赞助运动员？那个印度企业家答复说，这跟我们毫无关系。这样的答案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家公司正好是做体育用品的。我想象当中，一家体育用品的公司如果想进一步增加利润，应该要去采取一些行动，不知道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的想法怎么样？
滕斌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很多中国企业家还是把自己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像郭广昌先生刚才讲到的，看到整个中国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所以对自己的企业有很大的信心。有一种民族性在里面，东亚的企业家普遍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中国企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不断在向国外学习，虽然原来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但是放开以后，我们一直在看外面的企业怎么做。像联想也是看到三星1988年怎么支持奥运会后，把他们的企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不光是从企业责任，也是从品牌建设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