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评科尔奈的《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

    自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一直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东欧剧变和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激发了作为新前沿的政治经济学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探究资本主义本质的兴趣。科尔奈的新书《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20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值得该研究领域特别关注。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研究方面，雅诺什·科尔奈是最具洞见、最令人鼓舞的杰出经济学家之一。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阐释了资本主义的特点。从20世纪初期至今，覆盖了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重要的制度变迁。

从主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通过理解社会主义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本质可以追溯至兰格、 哈耶克和米塞斯（*1.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源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罗伯特·欧文、查尔斯·傅立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和圣西门。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著作，包括《资本论》，聚焦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而非社会主义的本质。）之间那场著名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极大地影响了一般均衡理论（Lange，1936，1942）、信息和激励理论（Hayek，1935，1945，1948）以及机制设计理论（Hurwitz，1972；Myerson，2008）。没有这场争论，主流经济学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样子。然而，我们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衰，还远远不够。本书恰恰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研究空白。

《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是科尔奈的巨著《资本主义经济》（The Capitalist Economy）（未完成）的简要版本。《资本主义经济》旨在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剖析（Kornai，2011），是科尔奈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体制》（The Socialist System，1992）的姊妹篇，（*2.科尔奈的著作Gondolatok a kapitalizmusról （关于资本主义的见解）是其研究项目——资本主义体制——更为完整的版本。在本书的前言中，科尔奈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进行了比较，“我认为在我对社会主义体制和后社会主义转轨研究中所提出并使用的研究范式、科学视角、概念框架以及方法论，同样也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我所使用的研究范式、概念框架以及方法论与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的有所不同。”（Kornai，2011））

综合了作者数十年来所发展的理论、概念和观察。在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有两对概念特别重要：短缺经济和剩余经济、软预算约束（SBC）和硬预算约束（HBC）。作者在1970年代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是长期短缺；与这一论断相比较，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长期剩余，即过度供给，包括剩余的生产能力、大量的存货和劳动力失业。资本主义生产剩余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这一观点与凯恩斯的周期理论不同。“剩余经济尽管存在着若干负面效应，但仍不失为资本主义的重大优势之一。”（Kornai，2013，第 53页）

在异常宽泛的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谱系中，不乏各种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从私有产权和民主制主导的高度平等的社会（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国有制和极权政策主导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例如斯大林政权）。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体制的含义必须被界定清楚。

在本书中，“社会主义体制”一词（与科尔奈以前的著作中所出现的完全相同）是一个理论概念，它概括了历史上存在过或现在仍然存在的诸如苏联、中国和越南等由共产党统治的一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共同特征（参见《社会主义体制》，第4—11页）。正如科尔奈（1992）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实证概念，它源自对现实的观察，并不带有规范的价值。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国有制在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并由共产党执政。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则是私人财产权占支配地位。按照科尔奈的用法，“共产主义”和 “共产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体制”几乎是同义词。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措辞中，“共产主义”这个术语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乌托邦社会（“按需分配……”）。因此，西方的社会福利国家（例如由社会民主党人统治40年的瑞典）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对社会问题做出敏感回应的民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科尔奈对于社会主义的操作性定义与马克思（1875）、米塞斯（1935）、兰格（1936）、哈耶克（1944）等人一致。（*3.Marx（1875）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它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Hayek（1944）认为，社会主义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它必须依靠强制计划来实现，而这将导致专政。Mises（1935）和Lange（1936）以及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定义了社会主义，虽然这些定义并未包括政治方面。）

1关于本书

40多年前，科尔奈在其著作《反均衡》（AntiEquilibrium，1971）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剩余经济，而社会主义的特点是短缺经济。阿罗在其诺贝尔获奖演讲中引用了这本著作，作为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另一种研究方法（Arrow，1972）；在法国，科尔奈的这本著作被视为“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属于“必读书目之一”， “成了常识的一部分”（Blanchard，1999）；科尔奈本人也认为“本书是我整个研究生涯中最具雄心的成果”（Kornai，2007）。现在，在《反均衡》出版已近半个世纪之后，科尔奈的新作《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问世，可以被视为对其终身研究课题的一个简要概括。

本书由两篇论文组成。第一篇长文“创新”研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动态特征。资本主义的动态特征由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关于资本主义创新中的动态变化和竞争的讨论，是论述本书第二篇文章“剩余经济”这一主题的基础模块。图1引自原书第二部分的第5 4节，提供了本书的一个概览。图1阐释了资本主义长期剩余的形成机制。但是，在科尔奈看来，剩余强化了竞争，导致创造性破坏。从这个角度来说，剩余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原因。为简化起见，图1省略了因果关系的这个重要方向。

图1中，模块1、模块2和模块3分别描述了私有产权、市场协调、企业家精神以及硬预算约束，这些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石。而且，私有产权和市场协调决定了硬预算约束，它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标志（这一特征化描述之外的更复杂的问题将在后文探讨）。反过来，硬预算约束决定了创造性破坏以及诸如创新、需求和价格等其他方面的结果。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讨论供给侧（模块4）。图1中其他模块的内容在第二篇文章中讨论。第一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伴随着快速创造和缓慢破坏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主要优势之一，也是导致供给方的商品和服务反复剩余的根本力量。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导致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中反复剩余的机制包括过度供给、需求不足以及价格粘性。从需求侧看，有效需求不足的最重要因素是面临硬预算约束的雇主拒绝雇员涨工资的诉求。在新凯恩斯学派看来，向下的价格粘性（非对称价格粘性）、硬预算约束以及买卖双方非对称的议价能力也是重要原因。

除了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剩余之外，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剩余（模块9），这一特点与发达社会主义经济体的长期劳动力短缺形成强烈对比。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剩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另一种是劳动力供求不匹配所产生的摩擦性失业。科尔奈是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问题的先驱之一（Kornai，1971）。本书也讨论了劳动力剩余的其他原因，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周期性失业和效率工资理论。

2均衡和方法论

科尔奈强调，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多种属性的集合体，是由多种有利和不利属性组成的 “集合”。一组基本属性就是剩余，即无论采取何种政策，伴随着活跃的进入和退出，会出现商品和服务供给过度、生产能力剩余和就业率不足或失业。（*3.本书与科尔奈备受好评的著作《短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体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短缺，而软预算约束是产生短缺的重要因素。）因此科尔奈指出，剩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而瓦尔拉斯市场出清均衡（*4.科尔奈在本书中所提到的“均衡”和“反均衡”，均指瓦尔拉斯市场均衡而非博弈论中的均衡。实际上，科尔奈在本书和其他著作中所讨论的多数思想与纳什均衡的概念是一致的。）是一个例外。关于市场中的摩擦，科尔奈对瓦尔拉斯均衡的批评和对资本主义作为剩余经济的描述，补充了凯恩斯对瓦尔拉斯均衡的批评（Keynes，1936），不过两人的视角十分不同。科尔奈强调的一个观点是，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是静态的，忽略了资本主义根本的动态特点。在这一点上，科尔奈和熊彼特（1942）的观点一致，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科尔奈试图通过考察买卖双方的相互作用来替代一般均衡理论。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因受制于经济学家所面对的环境（例如治理结构）而受到严峻的挑战。这种方法能否成功取决于经济学家对市场参与者所遵循的规则了解到什么程度。就此而言，埃里克·马斯金（Maskin，2004）在解释为什么拍卖理论在所有应用理论中最成功时所做的评论特别具有启迪意义：“……产业组织和其他应用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学家们一直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工作，他们不了解他们所研究的市场参与者（例如厂商和消费者）的博弈是什么；他们的模型至多也不过是对现实的近似估计。相比之下，拍卖理论家们通常都知道拍卖参与者们严格遵循的规则是什么。”

在科尔奈看来，剩余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动态结果，也是其原因。剩余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类似于短缺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Kornai，2013，第 110页）。在生物界，短缺（如食物、水和阳光的短缺）能够引起突变的传播，推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进程。一方面，植物和动物等生物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了短缺；另一方面，在短缺造成的生存压力下，生物之间为争夺稀缺必需品进一步竞争，从而推动了物种的进化。同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竞争导致了剩余，剩余推动着厂商和企业家为了生存和利益而展开激烈竞争。这一根本力量推动了发明、创新、创造性破坏和资本主义的演进。将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融入政治经济学模型和增长模型是非常必要的（例如，Acemoglu et al，2007；Aghion and Howit，1998）。然而，如何在政治经济学模型和增长模型中纳入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剩余及其动态机制的见解仍然是一种挑战。

本书总结了剩余经济学和搜寻理论之间的显著共性，后者研究了买卖双方在搜寻和匹配过程中的摩擦以及由此导致的失业均衡。所有这些现象均偏离了瓦尔拉斯均衡。自1971年以来，科尔奈发展了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剩余（比如失业）和社会主义短缺时所采用的搜寻和匹配模型（Kornai，1971），这是最早的搜寻理论之一。（*5.搜寻理论的最早提出者还有Stigler（1961）、Phelps et al（1970）、Diamond（1982）等。）

书中用作类比的达尔文进化论让我们想到，现代进化遗传学是如何在综合达尔文进化论和遗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如果科尔奈的剩余/短缺理论能够与博弈论、搜寻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等主流经济学达成进一步的综合，（*6.著名的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1995）即是将软预算约束理论与博弈论相结合的例证。）其成果将更加丰富。然而，在科尔奈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综合的路线图。首先，科尔奈的分析与博弈论一致，包括博弈论中的均衡概念（例如纳什均衡）。事实上，鉴于科尔奈将需求和供给看作家庭和厂商的策略，其中厂商可以包括原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商；他对于供求相互作用的强调可以用厂商或家庭在纳什均衡中的最优策略来刻画。（*7.主流搜寻模型中的均衡概念指的是纳什均衡及其衍生均衡（Diamond and Maskin，1979；Mortensen and Pissarides，1994）。）

第二， 如果将瓦尔拉斯均衡作为分析的基准模型，那么科尔奈的批判未必就不是对瓦尔拉斯均衡的补充。这种关系有些类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对于识别和理解剩余（或过度供给）和短缺（或过度需求），一般均衡理论框架是一个方便的分析基准，它为动态分析提供了一个静态基准。而且，它可以为我们分析现实世界提供在不可实现的理想条件下的最优基准。具体而言，在讨论短缺、剩余和最优状态（社会福利）的概念和度量时，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非常有用。

在有关剩余/短缺理论与搜寻理论的综合研究中，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资本主义剩余和社会主义短缺的主要因素就是制度。制度决定了谁（卖方、买方和官僚）搜寻什么、什么激励着市场参与者搜寻（为了各自的直接利益还是遵循上级的指令）以及市场参与者如何搜寻（市场参与者必须遵循的规则或约束条件）。有法治的市场中的搜寻机制，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官僚等级制中的搜寻机制。只有市场而无法治的市场经济中的搜寻机制又有所不同，比如，许多欠发达经济体即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拥有私人产权和通过市场进行协调的参与者（Kornai，1991）受个人利益驱动去寻找与之相匹配的需求，而这往往需要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缺乏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将搜寻理论应用于分析创造性破坏过程仍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因为这个过程涉及制度。企业家/创新者和出资者（例如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匹配性搜寻是研发成功的重要因素。（*8.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搜寻理论已经被应用于金融领域（Kiyotaki and Wright，1993）、劳动力市场（Pissarides，1990；Rogerson et al，2005）和企业家精神研究（Acemoglu，1995）。）然而，并非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同样有效地促成了这件事情。革命性的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大多是在少数几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创造出来的，这些经济体中的制度（例如风险投资制度）因素推动这类匹配过程。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中，搜寻的表现非常不同；在执行官僚指令中解决官僚的信息和激励问题是十分困难的（Hayek，1935，1988）。软预算约束意味着失败的项目可能不会被放弃，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者和出资者之间的匹配性搜寻问题以及企业研发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软预算约束（钱颖一和许成钢，1998）。

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

深入研究作为资本主义镜像的社会主义，有助于全面理解资本主义，反之亦然。米塞斯曾说过：“社会主义的理念一度是宏伟而朴素的……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是人类精神中最具雄心的创造之一……它是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理应受到最高的赞誉。如果我们希望于野蛮中拯救世界，我们不得不批驳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能随意把它扔在一边”（哈耶克引自米塞斯，1988，第6页）。对于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早期经典性的比较研究（Hayek，1988；Schumpeter，1942）（*9.熊彼特（1942）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尤其是创造性破坏过程带来的成功，将导致发达资本主义中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存在的社会氛围最终消失。从而，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替代。）主要是概念性的和基于推理的。相比之下，科尔奈的分析则基于事实，并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这个框架揭示了关键的机制；这些机制构成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基本差异，例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软预算约束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硬预算约束。

通过列举自1917年以来（即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众多的革命性新产品，本书的第一篇文章表明了111个革命性新产品几乎全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发明或者被商业化的。唯一的例外是苏联为军事目的而发明的产品。（*10.科尔奈在本书的讨论集中于经济性生产的创新。运用科尔奈—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的软预算约束理论，钱颖一和许成钢（1991）解释了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通常在研发领域有所欠缺，而在核技术和太空技术等领域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快速创新和活力”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特性”。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在创造革命性产品上的不足以及在技术进步上的迟缓也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第3页）。

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快速地产生创新而社会主义却不能，因为创新由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来推动并以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没有私人产权，也就不存在企业家精神。书中的表1强调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第 I 2 2部分）以及“社会主义无法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制约因素（第18页）。

表1中的因素A和B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制度决定。体制中的产权性质决定了谁对企业资源的使用进行决策，包括创新投入、由于成功的创新而得到回报以及如何得到回报等。

因素B中所谓的“财务报酬”的重要性和意义值得进一步阐述。从社会福利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财务报酬”的机制远远超出了激励或企业家的个人/家庭消费。“报酬”也指资源被大规模再次分配至新技术领域。只有当大量资源被再次分配时，新技术（例如个人计算机和谷歌）、新商业模式（例如联邦快递、亚马逊和脸书）和新市场（例如电子商务）才能快速增长，进而取代过时的技术、商业模式和市场。因此，巨额的财务报酬是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类型的资源再分配不会发生在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且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冲突频发的经济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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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的因素A、C、D和E与创新过程中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有关，而竞争与冲突又受资本主义的硬预算约束和社会主义的软预算约束的影响。硬预算约束是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关键因素。“熊彼特式的创新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大量的项目中只有少数几个会成功，同时，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太多的项目了。”（第34页）（*11.根据Maskin and Dewatripont（1995）的研究，硬预算约束和软预算约束分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生变量；钱颖一和许成钢（1998）以及黄海洲和许成钢（1998）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创新问题，将因素A、C、D和E作为两类经济体的内生变量，模型预测的结果与本书第1—3部分讨论的事实一致。硬预算约束与创造性破坏紧密相关。而且，Acemoglu et al（2007）讨论了资本主义公司的集中化和分散化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创造性破坏过程。）这个过程的积极一面是新产品被创造出来，消极一面是旧公司的破产（硬预算约束）和过时产品的“灭绝”。消极一面是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创新和市场机制也是必要的。然而，只有资本主义才支持硬预算约束（Kornai et al，2003），而硬预算约束是有前景的项目可以获得融资以及成功企业家可以获得巨额报酬的前提条件（第15页）。与之相比，在具有软预算约束的社会主义中，经营乏力的公司受到保护而免于破产，创新不得不通过官僚阶层的计划机制得以进行。结果，研发投资只能局限于几个项目，成功的回报当然也有限（第15页）。

追随熊彼特和哈耶克等人的研究，科尔奈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动态特点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然而，他感到挫败甚至“愤怒”的是，“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多数人甚至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极其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点”“完全视而不见”（第3页）。第I.4节论述了许多人甚至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强大的发明和创新能力缺乏理解，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资本主义的长期增长和存续以及较之社会主义体制或其他制度的许多其他的优缺点。

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多集中于财富分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然而，专注于这个问题会导致人们忽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举例来说，皮凯蒂在其著作中写道：“经济分析的核心”是分配问题（Piketty，2014，第 15页）。科尔奈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只有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整体体系，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分配源自资本主义整个体系（即分配并非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一观点与斯密、熊彼特和哈耶克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致。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但都无损企业家创新是资本主义的重大特点这一事实。而且，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主要源自马克思 （Schumpeter，1942，第I部分）。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科尔奈认为不平等和剩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两个特征，是由资本主义快速而充满活力的创新所产生的（第 6.6节）。而且，当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时，了解国家干预的局限和代价十分重要：人类历史上国家干预的最强形式即是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主义是为了寻求社会公平而建立的。然而从现实来看，尽管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平，这个体制的基本特征却是社会成本极高的短缺 （第 6.10节）。

4关于动态变化的政治经济学

作为“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特性”的“快速创新和活力”和作为“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的“新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和技术进步缓慢”，是由这两种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性质决定的。 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它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堪比工业革命。对此，科尔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将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民主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25年以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然而，在过去10年中，有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历了“U型反转”（即完全或部分地偏离了民主）（Kornai，2015）。（*12.这一现象已经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可参见Szikra（2014）、Wittenberg（2013）和Zakaria（2015）。）《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对此进行了详细探讨。书中表II.4.1和表II.4.2列举了中东欧国家的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受访者高度赞誉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尽管多数受访者憎恶资本主义。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对影响他们福利的这类基本问题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部分原因在于本国政客们煽动反资本主义情绪，也有部分原因与人们所获得的信息有关。（*13.科尔奈讨论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教育。他发现尽管有关资本主义经济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Aghion and Howitte，1998；Baumol et al，2007），但大多数著名的介绍性的教科书（例如，Mankiew，2009）仍未涵盖这一重要主题。）书中表II.4.3 和表II.4.4显示，使用互联网的人（获取信息更全面的个体）更加独立和有见解，而不使用互联网的人更易于被控制。

新技术带来的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移除了信息流通的障碍，打破了信息的垄断，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经济效应。同时，信息技术与经济因素（例如市场竞争）结合，共同促进更大的技术进步。但是，这些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当统治者控制并利用新技术来强化他们的权力时，他们管制的经济和技术会受到影响。这些控制手段会阻碍创造性破坏发生的渠道。（*14.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探讨了一些制度因素，这些制度因素阻碍创造性破坏的发生。）

正如书中第I.2.5节所讨论的，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对长期增长的深刻影响揭示了某种普遍的历史规律。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和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信息革命的经历来详细说明。印刷术从中国经由伊斯兰国家传到欧洲（Tsien and Needhan，1985），引发了一场信息技术革命，由此引发的《圣经》的广泛传播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必要条件。（*15.古腾堡（Davies，1996）改进了中国的印刷术，使《圣经》得以在世界上大规模、低成本地印刷。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认为造纸术和印刷术是最伟大的发明，它们推动了欧洲从黑暗时代进入现代世界（Jones，2003，第58页））。甚至可以说，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功不可没，而资本主义制度又催生了今天的信息技术革命。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技术起源于中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却远不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强大。（*16.“李约瑟之谜”反映了这种强烈对比。令人费解的是，从技术水平来说，至少在11—16世纪，中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发起工业革命甚至没有实现赶超呢？（Needham，1986， 第6页） ）正如书中第I.2节所探讨的，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代，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同影响，尤其是在不同制度下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不同影响，都表明制度决定了长期的技术进步（包括信息技术）。而且，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制度。理解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机制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面临的严峻挑战。

5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

从理论视角来看，本书的中心内容是第II 5 4节所提出的命题，这些命题对“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做出了预测。前两个命题陈述了资本主义制度持续不断地产生和再产生涵盖经济各个领域的剩余经济，以及长期剩余不管政策如何都会存在的机制。造成资本主义长期剩余的主要驱动因素有（a）垄断竞争、（b）需求的不确定性、（c）创造性破坏和（d）规模经济（第II 2 2节）。硬预算约束是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必要条件。

接下来的两个命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持续不断地产生和再产生经济领域的全面短缺以及造成长期短缺的机制。短缺经济的出现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软预算约束和其他因素，例如官僚协调（Kornai et al，2003）。

上述四个命题的理论预测与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接近于纯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接近于纯社会主义）的观察一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以经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几乎覆盖了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以所有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为代表，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II.2.1、表II.3.1、表II.6.1、表II.7.2和表A.1）。（*17.对于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的详细理论和实证分析，参见Kornai et al（2003）。）与那些旨在分析一系列制度和体制的其他理论相比，既包括过去的理论也包括当代的理论（例如Schumpeter，1942；Lange，1936，1937；Hayek，1988； North et al，2011；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科尔奈提出了一个理解不同制度的最全面、最统一、最宏大的概念框架。

在理解“纯”体制外，对混合体制的理解也具有挑战性，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采取的都是混合体制。中国采取的混合体制尤为值得研究。（*18.对中国的案例进行研究，除了其内在价值外，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异质性也凸显了研究的必要性。中国的GDP比26个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转型经济体以及57个非洲国家的总和还多。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多样性的国家，富裕地区比爱沙尼亚富裕，贫困地区比冈比亚还贫困（以上信息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的数据）。）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短缺经济体，与科尔奈的预测一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转型为一种混合体制，即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下的体制类似。 实际上，邓小平曾说，他的改革思想受到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19.邓小平在一次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在这个讲话中，他强调，“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 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1986））在中国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部门贡献了超过一半的GDP，商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可是，与“纯”资本主义相比，私人产权有限且不安全。在重要的经济领域，政府垄断或者控制着所有权。所有土地都归国家所有。（*20.名义上，中国制度规定土地所有权有两种类型：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后者包括了所有农村土地。可是，所谓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仅限于农业使用。如果将集体所有的土地用于商业目的，土地需先国有化，才能合法使用。这意味着，只有国家才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拥有最终所有权。）而且，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正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述），包括金融、能源、矿业、铁路、航空和通信领域，国有制主导和控制着国有企业的管理和价格。（*21.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CEO都由中央组织部任命。关于所有权，尽管几乎所有最大的国有企业都在交易所上市，但仅有三分之一的股份是可交易的，这些股份往往没有投票权。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其价格由国务院的代理人，如发改委和中央银行设定。）与诸如基于品质的市场准入政策等其他行政性措施一起，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调控。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可以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而一旦面临破产，中央政府将给予救助。

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私人部门的硬预算约束和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并存，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以产能严重剩余为特征的超剩余经济，剩余程度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总体剩余。严重剩余的产能主要集中于软预算约束的国有部门。（*21.根据官方文件（国务院第\[2013\]103号文件），截至2012年末（其后，中国产能剩余问题更加恶化），中国钢铁和电解铝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是72%，船舶行业是75%，风力发电行业不到60%（张曙光和张弛，2013）。比较而言，近30年来在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产能利用率大约是82%，最低是75.7%（意大利），最高是89.2% （新西兰）；以标准差衡量，这些国家的产能利用水平相当平稳（Kornai，2013，表 3.1）。举例来说，根据经合组织数据，世界钢铁生产的剩余产能中，约有37%来自中国；在2012—2015年间，全球经济增长的产能中，中国占41%（《华尔街日报》， 16/07/2014，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4/07/16/pain-spreads-from-chinas-excess-production/ ）。）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和“强制增长”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短缺（Kornai，1991；Kornai et al，2003）。这种现象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下的软预算约束也会导致剩余。

软预算约束/硬预算约束和短缺/剩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可否认，软预算约束在国有部门十分重要，因为它加剧了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剩余问题。可是，软预算约束综合征本身既不是造成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剩余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社会主义与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中的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竞争。

科尔奈的分析框架（第 II 2 2节）有助于应对这个挑战。四个主要的机制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剩余，即（a）垄断竞争、（b）不确定的需求、（c）创造性破坏和（d）规模经济。关于机制（a），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国有企业是垄断厂商或寡头，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以扩大市场份额。（*22.国有企业的CEO也是政府官员，经常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切换任职。作为CEO，他们在政府部门的任职级别与他们所在公司的市场业绩相关。对他们的考核以他们所负责公司的国内或全球市场份额作为标准。）私营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决定了市场竞争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分散化的地方威权治理结构是驱动中国国有企业之间竞争的另一制度要素（Maskin、钱颖一和许成钢，2000；许成钢，2011）。这一制度也决定了机制（b），几乎所有的最终产品市场都是买方市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以满足买方的不确定性需求。在所有四个机制中，机制（c）是最重要的。至于机制（d），对于像汽车、手机、钢铁和水泥等大多数产品来说，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是世界最大的。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在机制（c）中，创造性破坏不仅仅是造成剩余的机制，它也决定了竞争的性质、竞争中的获胜者、成败的最终结果以及资本主义长期的演化路径。 在这个机制中，资本主义和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公司不同的是，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国有企业继续生产和扩大没有需求的和过时的产品，因为它们受软预算约束的保护（即没有“毁灭性的”政策）。垄断力量和政府保护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额资金补贴的特权（Lardy，2008）。借着与先进跨国公司签订的对它们有利的技术转移协定以及超大规模的垄断市场（例如高速铁路技术），它们以极低的成本模仿其他创新，政府对先进的跨国公司也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在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力快速提升，但这种竞争力与资本主义下的创造性破坏完全不同，主要依赖于政府支持、补贴和保护（软预算约束）而非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创造。（*23.有证据表明，住房、金属、重型机械等部门生产能力严重剩余，与新产品和创新能力无关。） 而且，与过度超额供给相关，公司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债务水平远高于国际标准，（*24.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总债务水平提高了76%，2014年达到GDP的229%，其中，公司债务超过GDP的150%，远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BIS，2014）。中国多数公司债集中于国有部门（Lardy， 2008）。）这是软预算约束的又一弊端。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和竞争缺乏造成了短缺。而且，软预算约束是一种阻碍竞争的机制（Kornai et al，2003）。实际上，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进行了中央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型改革后，市场竞争仍旧不够激烈（Kornai，1986）。不同于中东欧和苏联的改革，中国经济中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市场竞争成为一种常态（许成钢，2011）。甚至受制于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也被推进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区域竞争中。当国有企业的CEO也享受到因市场份额或利润提升而带来的高能激励且有软预算约束充当破产保护时，国有企业为了赢得市场竞争也会甘冒风险。这种情况似乎极大地推动了剩余的产生。因此，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和严重的软预算约束共存，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产能剩余问题。

激烈市场竞争下的软预算约束可能加剧剩余这一现象，也存在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例如日本的不良贷款问题和美国的次贷危机问题。如果软预算约束的基本机制源于消除了破产威胁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比预警指标的警示更为宽泛），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体系就可以视为发达资本主义体制软预算约束的一种复杂变形。通过证券化，次级抵押贷款的放贷人出售证券化的抵押贷款，从而将破产风险释放到市场中，全球数以千万计不了解内情的购买人承担了巨大的破产风险。通过消除实质性的破产风险，每一个抵押贷款机构都有激励在不充分了解资产风险的前提下发放贷款。此外，债务—股权互换使放贷人相信他们如同买了保险，更加安全，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持有其他人的债务，当面临系统性风险时，这种保险毫无作用。软预算约束的抵押贷款体系催生了大量抵押贷款的发放和住房的过度供给，极大地恶化了抵押贷款的质量。结果，这一体系加剧了全球金融危机。

软预算约束—硬预算约束和剩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有挑战性又激动人心的研究课题。此外，为什么软预算约束部分（公有制）和硬预算约束部分（私有制）的联合效应催生了总量上的剩余经济而非短缺经济？对这些有趣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6总结性评论：概念问题和思想史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兴衰与资本主义的黑暗和成功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性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一书填补了理解资本主义性质的重要学术空白，涵盖了作者过去经济研究中的思想演变历程。书中还论述了作者的主张和观点如何受到新古典理论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尽管书中提及的不同学派有针锋相对的政治和经济观点，但该书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统一在了一个框架中。

《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一书对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一般性指南和思路。要进一步研究该书的主旨和主题，比如混合资本主义，需要在理论和实证上继续探索。

（鄂丽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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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Lee Benham、Mary Shirly、Gerard Roland和徐轶青对本文的有益建议。感谢Steven N. Durlauf编辑对本文初稿的详细建议。所有不当之处均由本人承担。本文获得主题研究计划(TRS)项目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