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民，作为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的总策划而被人熟悉。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分别学习中文和新闻的他，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鲁迅文学奖、中国电视星光奖。但同时，作为中国单位制度的研究者，中央电视台人事部门的“大管家”，长江商学院EMBA的学习经历不仅启发了他对管理学知识的系统掌握，更让他有机会重新梳理电视人、诗人、管理者这些似乎充满矛盾的身份，以及从中得到的宝贵经验。
新年新诗会：文化和真情的力量
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收视率似乎已成为衡量节目价值的最高标准的今天，一台吟诵新诗的晚会究竟能吸引多少观众的眼球？
答案有些出人意料。据央视索福瑞提供的数据，自2004年举办以来，新年新诗会收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收视率已经超过1%，折成数字就是全国有1000多万人看这个节目。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和音乐歌舞晚会的收视率。杨晓民提起这个数字，很欣慰。
收视率并不是衡量电视文艺节目唯一的标准，中央电视台对举办新诗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于国家电视台的责任感。但这个数字至少表明，这台晚会激发了许多观众内心对诗歌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存在于每个人内心，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被大家所遗忘。新诗会的成功恰恰表明，高雅文化加上真情的力量，在中国拥有庞大的收视群体，这成为呼唤大家心中也许沉睡多年的情感的一种力量。
谈话中不难感受到杨晓民对诗歌的特殊情结，“诗歌对我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内在的情结，一种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的东西，是个人的文化记忆，精神上的抚慰与归依。对我个人来讲，写诗的时候，可以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
这也正是杨晓民策划“新年新诗会”的初衷。现代社会无疑是浮躁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而诗歌是一种关注精神与心灵的东西。由于自己写诗多年，目前又在大众媒体工作，因此非常想借助电视媒体的推广和传播能力，以及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的巨大影响力，为诗歌界做点事，以突破新诗传播有限的小圈子文化。
身份的焦虑：创新带来的幸福感
除去新年新诗会，杨晓民的工作却俨然与浪漫的文艺情怀毫不相关：中央电视台1万多职工的聘用、考核、薪酬，他是人力资源的总负责人。人事制度改革，更需要他亲力亲为⋯⋯他从事了20多年的人事工作，与人合著的《中国单位制度》是我国系统研究单位的开山之作，获全国第三届人事科研成果一等奖，他还担任电视专题片《人在单位》等电视系列片的总策划、总撰稿。
个人低吟浅唱、直指心灵的诗歌世界与似乎非常世俗、事无巨细的人事工作，究竟怎样在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中统一起来？
人事工作的确繁复，看起来与理想中“诗意的栖居”完全背道而驰。但杨晓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浓重的入世情结，讲求对社会与天下苍生的责任感。具体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这种入世情结正是他对日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创新的激情。
“管理学也需要创造性，需要想象力和激情，需要对人性化需求的重视。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和激情的博弈。中央电视台发展比较快，而人力资源工作要管理上上下下一万多人的大格局。如何在这种格局下进行创新？我们人力资源团队赋予了这个职能很多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央电视台的人事制度改革在全国事业单位是示范单位，构架、薪酬、培训体制方面都是很有创新精神的，在行业里是龙头。”
同时，管理与人文从来不可分割。管理学的基础是人文，现代管理早就由物的管理转化为人的管理。在杨晓民看来，要深入了解与学习管理学，必然需要对人性的认知，对人文的关注。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是人内心世界的活动规律。而一个关注内心世界的人，必然会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对于员工和团队的内心世界，就不单单是从行为和表面看待问题，而是从心理层面。这对管理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和深入。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与“史上最伟大CEO”杰克•韦尔奇的作品，都堪称优秀的文学著作。 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他正是抓住了人性的复杂一面，然后利用这种对人性的了解和判断进行投资。而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在80岁寿诞时的演讲中有一段话：“我的生活中至少有一半的乐趣来自于精神世界，来自于美好的事物和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魅力。对每个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可轻而易举地得到，无须付出代价。在此过程中，一个人只需要拥有初始时的兴趣以及稍加努力，就可以欣赏到在我们身边传播的精神财富。儿孙们，如果可能的话，激发你们的兴趣，坚持不懈地努力，一旦你们进入了这个领地——文化生活，就决不要放弃它。”
但杨晓民也承认，身份的转换依然会带来焦虑感，管理工作非常务实、理性，这自然会伤害到艺术的创造力。“因为现代社会的人是多面和破碎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有多幅面孔，很多时候你会呈现出分裂的一面。但好的一点是，中国人事的工作还比较落后，在管理机制上，我们进行创新的空间很大。创新和创作都是带来幸福感的，都关乎人性，最终是相通的，所以总体来说，成功感还是大于困扰和焦虑，我的创作也因此而没有停止。”
从来毫不困扰与焦虑的生活或许好运到令人羡慕却并不值得效仿，而时时要面对庸常生活，却依然能够转换心境，保持对美好事物的关注，既是了不起的创造力的体现，更是内心平静的根源。
中国企业家：单薄信念下的宿命
作为一个电视人，杨晓民在《徽州》、《嵩山》、《徽商》、《河之南》等大型电视系列片总策划、总撰稿的工作中，积累起了对徽商这支中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又难逃衰落命运的商帮的研究。 在中央电视台的十多年间，由于工作原因他近距离接触过许多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也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今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是否可以轻易摆脱徽商盛极而衰的宿命呢？
徽商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40%的财富用于奢侈消费，而不是投资实业，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或金融资本。“徽商说白了就是官商，他们跟政府关系非常密切，过度依赖政府，一旦没有了政策支持，就会很快衰落。抵制现代技术，经营方式落后，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也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封建社会，中国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地方政府敲诈一个商人很容易。在一个市场经济完整的商业社会，不可能是这样的。”
而中国现代民营企业家的崛起无疑与他们的许多特质有关：他们多为草根出身，但善于抓住机遇，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力，通过个人奋斗与机遇，加之具有商业敏感，成就了大量个人财富。与体制内的人不同，他们有创业的敏感，能够吃苦拼搏，有进取精神，这无疑值得赞赏与学习。但说到现代企业家精神，我们似乎还不能普遍地乐观。
“现在的许多企业家仍没有摆脱中国历史上商人群体的宿命，他们的商业信念单薄到只剩权力崇拜，利益至上。发展到极端情况就是三鹿奶粉事件，整整一批企业家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如古代商人，他们至少有自己道德底线，有守法和守信的商业规则和传统；也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新教伦理中强调了托管人概念，商人是受上帝之托在创造财富。因此他们对赚钱没有罪恶感，最大限度的赚取财富是在尽一种责任，是在履行天职。但至少他们还讲求道德行为没有污点，财产使用不至遭到非议。”
这个状态令人愤怒，更使人痛心，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几十年社会变革的矛盾的集中体现，人们少有敬畏之心与悲悯意识，同时外部缺少制度建设与法律监管。纷纷扰扰之中，似乎唯一可以相信和依托的，就只剩下利益二字。毒奶粉事件后一些企业家通过媒体对消费者的表态和承诺，更多的停留在危机公关的层面，离真正的道德认知还很远。
转型中的迷惘：寻找遗失的文化自觉
如果对当前的问题没有自觉，杨晓民担忧现代中国企业家会重蹈徽商覆辙。改革开放以来，欲望是他们创造财富的一个动力，也令他们成为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但是欲望也需要制约，如果没有宗教的信仰，没有终极的思考，不经约束的欲望就会让我们连悲悯之心和道德感都抛到脑后，势必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三鹿风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担忧对中国企业家自身来说，则体现为一种迷惘：财富上令人羡慕，但生活状态并不轻松。“他们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现今有没有形成成熟的企业家精神，还很难说。我们离健康的现代商业文化依然很远。”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抑商的社会，中国商人即使在拥有大量财富后，内心对身份的焦虑感， 对政治和体制的追逐，几千年来似乎从未真正消失，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现代中国企业家的很多财富依旧未转化为产业或金融资本，却用来买地买官，炫富或极度奢侈地消费，并没有比当年徽商高明多少。
这不应该说是企业家这个群体本身的责任，追根究底，人文缺失是整个教育制度、乃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
杨晓民一直在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转型问题，并对中国目前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不甚乐观，谈到近来正在写作的《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文化自觉》一文，他认为，中国人存在集体身份焦虑。我们没有基于宗教的信仰，传统文化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损毁，这个问题早已有之，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
这段话用来描摹80多年后的今日社会，依然确切。中国人是什么样？我们是否有自己的统一价值观？
杨晓民认为自己并非文化悲观主义者，只是认为我们不能依靠一瞬间的大爆发与亢奋，而是需要制度化与合理的进程。长江商学院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是北宋大儒张载的话，可以说是人类教育的最高向往，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商业社会企业家应当共同承担的使命。尽管长江商学院已经将人文课程系统地引入商业教育，是令人振奋的，但这决非一日之功和一己之力可以承载的，中国社会目前的文化转型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作为长江商学院EMBA九期学员，在11月5日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长江商学院毕业典礼暨开学典礼上，杨晓民将接过自己的学位证书，结束在长江两年的学习。商业信念之下，文化自觉之上。这两年来，他不仅系统了解了管理学七大学科的知识体系，有了整体性思维和视野的提升，尤其对自己所从事的人事管理工作启发颇多，在毕业论文中以组织管理学原理，结合自己的工作，论述了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制改革。他还以电视人、诗人以及管理者的独特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企业家文化自觉的思考。在毕业感言中，杨晓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更体现了诗人的特质与激情，其实这何尝不是每一个长江学子的心声：
“我们因共同拥有的时光而忘记生命中的悲伤、衰老或失败，
我们还因这时光留住了青春的梦想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