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学者大胆预测这次农村新土改将释放出数十万亿元的土地财富，但短期内恐怕难以见到巨大的经济拉动效应。
政策吸引力有限
“农村外部的资本因为这个原因进去的可能不会太多。”浙江省瑞安市农村合作协会会长、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表示，“媒体可能会注意几个案例，比如某某大企业几千万几个亿进去，但我相信大多数流转还是发生在农村内部，本来就世代居住在那里一些农民、一些种田大户，你要到农村去，会看每个村都有几个种田能手，可能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地最后都流转给他了，于是每个乡每个村都会形成若干个几十亩到几百亩的农场。我想这是经过一段时期可能出现的局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认为，将来大量资本进入的领域可能是农产品和农用品，比如化肥、农药、饲料、种子，像袁隆平现在就成立了一个特别大的种子公司。但是现在过程是由农民自己来做，比如养奶牛和种庄稼，旱涝盈亏的风险由农民自己承担。现在的问题一是农民手里没有资本，二是农民有种田的传统，没有别的就业的机会。
目前，中国现在农产品加工和国外的差距还很大，孕育着很大的投资机会，但在世界范围内，农业历来都是弱势产业，回报低，周期长，风险大。发达国家都是保护农业的，中国也在保护农业，而且力度将越来越大。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的分析员陈先生说，有很多情况不一定是市场行为，地方政府很多都在做规划，比如土地种植什么，如果投资应该把握好规划的方向。农业部最近出台了优质农产品产业布局规划，如果想投资的话一定要结合这些政策。
据他介绍，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将土地集中，开发土地规模种植或养殖，农民被安排就业或得到承包租金。
陈林也认为，资本下乡的话，在农村农用地那一块的机会恐怕不会很多。有些人可能倾向于说把农民的土地收购过来然后搞大规模的农场，他认为，那种适合规模化、机械化经营的农用地在中国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区将还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真正资本有兴趣还是农村建设用地，可能会有人想做房地产开发，有人想办工厂。像前段时间媒体上热议的小产权房。
土地可能会适当集中
陈林说：“我在台湾地区考察了半年，他们农村的土地是私有制的，土地其实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可是几十年以后，大部分农户的规模也就是在十几亩以内。”
董正华也对台湾地区的土改做过认真的研究。他说，台湾第一次土地改革是禁止租佃，等于消灭了地主，后来就发现耕地太分散，一家一户的，后来又搞第二次土改，实际上就是搞规模经营，最后出现了“小地主大佃农”的情况。
“小地主大佃农”的情况或许也会在大陆出现，是指十几户农民把土地转交给一个种田能手，这些农户就变成地主了，但是都很小，而佃农集中了很多地，就变成了大佃农了，最后小地主又变成佃农的佃农了。因为不可能把地集中起来像工厂流水线生产，还是需要有人分别去耕种，实际上结果是，这块本来就是你家的，你还是去耕种，但这地变成从佃农那里租来的了。
他认为大陆地区走这条路并不可行。根本的问题在于，必须创造足够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不管是进城还是就地解决，像乡镇子企业或其他的服务业等行业，但是必须是非农就业机会。如果只是强行地让一部分农民把土地转移出去，不是他们自愿的，那结果是我把地给了你，回过头来，我还得去你那租地。
他认为，如果能够集中几千亩地，搞资本集约化，用机械去种地，再把农民转变成农业工人，这当然很好。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在18亿亩土地上，这种情况有多大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非常现实的”。
宅基地盘活难题
北京西贵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建华很关注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但对于此领域的投资，他也不乐观。
他说，这个问题应该说在现实操作中有很多困难，单纯靠政策还很难解决。比如说，农村居民点也就是新农村的开发，或者说旧村改造这个问题，主要是拆迁的成本比较大，但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可能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不管出台什么政策，但要让农民从居民点儿搬走，或者说让农民把土地正常流转成建设用地，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农民后半生的生计和安排，这些都需要资金。
“现在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相关政策。”他说，开发商所能投入的和农民所需要资金差距比较大。现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停滞不前：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包括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的建设。
据他介绍，开发商从事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牵涉到几个费用：拆迁、安置征地户口、改变后半生安置的问题。拿北京周边的房山区和顺义区来讲，拿到一亩地，征地所需的费用，和开发商将来建成商品房来比较，价格已经非常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