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两万亿外汇储备的大国，如果只是花钱买国债，表面上风险很小，但实际上是在亏钱——长远来看，投资股票的回报率要比投资债券的回报率高得多，当然，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但是，大家应该用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那些投资失误。
存在着一批价值被低估的公司
《长江》：在目前美国经济形势下，中国政府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所能采取的比较理智的行动是什么？
梅建平：这一次的华尔街危机，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基本面因素造成的。美国经济从里根任总统时开始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提倡金融创新，鼓励个人主义的发展。这25年的时间应该说是美国经济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时期。它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高科技革命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经济活动被推到了极限，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泡沫，这些泡沫又由于美国政府通过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为低收入者创造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发放很多他们还不起的贷款。这些还不起的贷款又通过金融产品把风险转嫁出去——实际上风险依然存在，并没有被规避。结果由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
说到抄底，我认为，美国金融机构中有一大部分存在经营不善的问题，因此抄底的话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本身并不是非常健康，虽然说突然之间价格下跌50%，感觉很便宜，但是它便宜是因为经营存在问题。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恐慌的原因，也有很多机构的价格跌到了它具备的价值以下。我想最近巴菲特参股高盛，实际上表明了他认为有些企业的实际价值被低估了。我举个例子，美林，美国最大的零售券商，现在账面上大概有270亿的现金，但是它的市值只有230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用230亿把它买下来的话，把用来购买的钱全部拿走，还会余下40亿左右的现金，然后相当于你免费得到了一个公司。
另外还有很多上市的基金公司，基金公司的业务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当然它也会出现一些赎回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我认为还是有不少基金公司价值被低估。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些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像我们的社保基金，可以买一些指数基金。但这时候不能一下子进去，我们可以采取定额定投的方法，每个月按照一定的数量逐渐投资下去，这样能够降低平均成本，风险相对来说也是可控的。
《长江》：如果收购呢？比如说国内金融机构通过收购价值被低估的海外金融机构，来减小中国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上的差距，可行吗？
梅建平：这段时间我认为也是很好的机会，比如像雷曼的市场管理公司，在危机之前价格是70亿，现在用二十几亿美金也能买下。还有像美国国际集团，据我所知，它是一个很大的集团，有上千家不同的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绝大部分公司的业务质量相当不错，只是由于伦敦的金融产品分公司给它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它的资产管理业务要出售。它的资产管理业务全世界有几千员工，在30多个国家有分部。我们现在有两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如果买一个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全球帮你进行资产管理，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会。
但是要消化掉整个公司并不容易，我觉得还是可以采取战略投资的方式，买它30%到49%的股份。参股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长江》：无论选择去投资还是收购，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梅建平：我认为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考虑自己的消化能力。如果国内金融机构去掌控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就意味着你要告诉别人干什么。你花了很高的代价，还要按照华尔街的市场薪酬水平来付工作人员报酬，接下来怎样在文化上融合，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历史上，包括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本公司收购美国很多金融机构，结果出现了融合上的问题，很多关键人才流失，造成并购失败。所以我认为，是否具有领导这些被并购企业的能力的中方人才，如何进行文化上的融合，这才是最重要的。
理性看待中国金融机构投资亏损
《长江》：之前大家看到包括中投、包括中国平安的投资，产生了很大的亏损。
梅建平：我个人的观点是，现在市场上对它们的很多非议，有些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像中国平安这些国内金融机构，他们需要走出去。中国作为一个两万亿外汇储备的大国，如果只是花钱买国债，表面上风险很小，但实际上是在亏钱——长远来看，我们都知道投资股票的回报率要比投资债券的回报率高得多。当然，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如果有一年发生金融危机，买股票当然没有买债券回报高。但并不是说今年亏了钱了就断言不应该投资股票，实际上可能只是因为不是很幸运，时机不对。只有老天能够决定投资的最佳时机。
因此我认为大家应该用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它们的投资失误。从市场配置角度来看，我们的两万亿外汇需要配置很大一部分在股票上，我们并没有达到最优的市场配置，步伐还要继续。
《长江》：我想对它们的指责很多是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
梅建平：投资对象的选择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专业人才还是有差距。目前如果要大规模地战略投资的话，我们现有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相对来说我们的人才储备还不够。因此我建议可以从投资基金公司入手，当积累到一定的经验和一定的人才以后，再做更积极的投资。
《长江》：能否通过投资来拉近在经验和人才方面的差距呢？
梅建平：这也是一厢情愿，并不是说你占了他5%的股份，就可以用他的人才。但我认为可以通过投资来学习经验。我想平安的想法也是这样，通过投资，在国外金融机构占一些董事会席位，从而能对他们的公司运营有更多了解。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现在我们可以反省的地方在于，是不是当初投资太激进了，比如像平安一下子增发很多股票，导致股价大跌，当初的步子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但是在“走出去”这一点上，平安并没有做错。
《长江》：人才上的差距怎么样拉近呢？
梅建平：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华尔街危机，导致几万名员工失业，这里面会有不少不错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渐吸收磨合。比如现在中投和平安都在把一部分钱委托专业团队来管理，如果我们自己收购或者是占有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股份的话，对我们的资产管理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
新兴市场最终会被波及
《长江》：收购或者战略投资中的政治因素会有多大影响？
梅建平：目前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出面收购或者投资，政治阻力会比较小一点。因为我们起到了救市的作用。一方是在利用市场机会，但对另一方来说，这也是在给市场提供一个流动性机会，稳定金融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长江》：这次危机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会很大吗？
梅建平：应该会很大，就像一个已故的金融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新兴市场实际上就是一群在游泳池里的小动物，发达国家就像大象和狮子。大象和狮子如果跳进游泳池的话，所有的小动物都会受到冲击。
我想最主要的影响在两个层面，一是发达国家都是很大的进口国，如果他们进入经济萧条的话，进口量会下降，其他出口国家就会受到冲击，GDP会下降，甚至下跌；第二个方面，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提供了很多流动性，危机导致这种流动性可能会消失，也就是说热钱会撤出去。
《长江》：但是比如中国和印度，它们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体，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它们自身的储蓄率很高。
梅建平：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我认为中国可能不那么幸运。可能由于我们国际化程度不高，受到的影响会比俄罗斯、巴西等要小，但还是会受到影响。出口会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明年会看出来；国内股市已经不用说了。
《长江》：因此度过危机仍然要依靠美国和欧洲政府，而不能依靠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支撑？
梅建平：对。现在看来在处理危机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表现相当不错，对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有足够的分析。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现在欧洲和美国都开始逐步投资银行，我认为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目前的房市还在下跌，就像台风的第一波已经过去，但是它对金融的影响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坏消息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我们要有市场还会下跌的思想准备。但是包括巴菲特在内的市场领袖已经表现出对市场的信心，信心的建立有助于避免陷入恶性循环。
《长江》：其实这会让人想起，192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包括洛克菲勒父子和摩根在内，都对市场表示信心，而且买进股票，有时候这并不能挽救形势。
梅建平：我认为那时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192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对流动性危机认识不足，实际上它们一直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让恶性循环变得越来越坏。这种错误我想这一次可以被避免。美国政府是不是有处理能力我不知道，但是处理恶性循环和流动性危机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的。就好像你患了癌症，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治好，但是现在治疗你的是全世界治疗癌症最好的医生。而且实际上政府一年以前就预见到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财政部长保尔森很早就提出大家应该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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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建立中国艺术品基金的呼声很高，一些人开始进行尝试，这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时机？
梅建平：我认为略微早了一点。以基金为例，中国股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了基金这个产品，中国的基金是1998年出现的，股市发展了8年以后，基金这个产品才出现。 但是我不反对有些机构和个人搞一些私募的艺术品基金进行尝试。艺术品基金作为一个金融产品，作为一种创新，应该鼓励，在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很多问题，便于政府进行规范和引导，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艺术品市场成形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现在艺术品市场还不够成熟。
记者：在整个金融市场发生深度调整的过程中，艺术品市场面临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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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艺术品投资者有哪些忠告？
梅建平：艺术品作为投资，有一定风险，而投资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他们往往会看到过去的一些高回报，简单地推论过去的高回报在今天会重演，金融业有一句常用的俗语：“过去并不代表未来。”投资者要关注风险，要有一个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国外艺术品的平均持有时间为30年，很难说两三年就可以有一个很高的回报，艺术品投资需要理性的激情。
（原文发表于2008年10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本刊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