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志武
如果我们用所掌控的经济资源来测度国家的权力，那么，在中国，国家的权力有多大呢？实际上，我们要讲的是重新获得的权力，因为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已经逐渐放弃了对社会的一些控制，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过程发生了逆转，政府权力越来越大。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政府权力的复兴 政府在财政收入和所有制方面实现了复兴。 先来看几个参照点。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就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 另外一个参照点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5万亿美元，这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再来看中国，如图1，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但那时的政府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权力当然大。 1978年改革开始后，该指数一直下降，直到1995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政府的规模达到了最小。此后该指数一直上涨，到去年创下新的纪录。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和清朝比较，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而现在要3.7亿城镇居民才能供养得起政府，和美国政府比较这个数字也是非常高的。 以上是关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字。众所周知，在中国，城乡差距表现在收入、教育、政府服务等各个方面。 图2是用从1978年到去年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来作为参照系数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19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在上世纪90年代是比较低的，90年代后期进行税制改革后，国家把征税的权利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只要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地区政府就可以不受制约地推出新的税种，或者是调整已有的税种的税率。而且中国的各级行政和立法机构也有征税权，结果是总的征税额大幅上升。 从图3上我们可以看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就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面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财富分配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的，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元左右。这就意味着3／4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国家的手里。相对而言，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资产性财富，只有非常少量的土地。美国那些企业、产权、资产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额是73万亿美元。 假如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按照和GDP同样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2006年年底价值为79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增值应该是超过8万亿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1.6万元人民币，国家的收入大概是10.6万亿人民币，这是预算内的财政税收5.1万亿的2倍。而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大概是15.7万亿人民币，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十几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我们再看一下，政府拿到这些钱以后是怎么花的。去年的财政税收是5.1万亿元，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与人相关的福利上，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000亿元，等于是国家总开支的15%，等于GDP的2.4%，分到中国人的头上，每个人得到的开支是461块钱，相当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方面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分到美国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这是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由此可以看到，国有资产跟国家、政府在民生的项目上投资是多还是少，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关系。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 当政府控制了3/4的生产性资源时，将更倾向于将钱花在新的投资项目上，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因此我们看到前苏联和中国经济以重工业为重也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见，上一级领导看不见，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会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因此在政府控制了大多数资产性财富时，更倾向于投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尽管这些项目可能是污染严重或是资源消耗型的产业。 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地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谁来买？中国的经济不是封闭的，是开放型的，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3/4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3/4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结果必然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回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 地区发展和收入机会是否变得更加均衡？ 1952—1978年地区差距指数从0.7上升到0.8，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内，其他国家的趋势与之相反。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第一阶段改革启动后，收入差距不断降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对收入占有比例不断增大，收入差距系数重新反弹，一路高升至目前的水平。以上各图表明，国有制和中央集权的经济决策，并未使地区经济机会平均化。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去年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为10.4%，有些官员担心，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或9%，就要有问题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第二部分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但是在中国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来的。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工资的上涨是我们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的渠道。为什么当中国的GDP下降到10.4%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呢？因为中国老百姓资产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 中国的GDP必须高速增长，因为中国百姓只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一半。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为10.4%时，人们能感受到的增长率只有大概6.2%，就是因为另一个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被堵死了，人们才不能够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本文根据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英文讲座整理而成，经过作者本人审定，独家发表）